王光亚的政治困局

2011.01.19

　　政治的含义，中外不尽相同。在中国，是没有政治家这种特定人群分类的。中国的政治家已经完全被官僚体统所同化，即使官僚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想施展其政治抱负，也不能够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必须透过其中微妙的人事安排、领导态度的默许及政令的上下通畅方能达成。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不容易出现非常强势的政治领袖，即使内心强大无比，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也必须遵守官场之潜规则，否则在爬山阶段便会被淘汰出局。这也间接说明了为何省部级官员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多，反而入阁后，较容易出现个性鲜明的强势领袖。但主管港澳事务的港澳办，其作用于与地位相比较其他部级部门，有很多特殊之处。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方面虽受中国政府领导，但其特首与立法会又属于民主选举产生，其中行政与立法的平衡、民选特首与中央的关系、立法会的权力边界等等问题，都需要崭新的思维与想象力来诠释。伟人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规划出了新的方向，具体的运作还是需要官员来实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习惯了中国特色官场体系的官僚们，能不能适应香港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在一个反对派占据道德高地、民意调查客观公正、媒体报道无禁忌的公民社会中，我们的官员是不是能够充分掌握主动权？
　　王光亚作为新的港澳办舵手，绝不是中央为了安置干部而作出的临时性安排。王光亚作为职业外交家，一生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这次的任命可以说完全是看重王的外交才干。香港的历次选举，表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数次选举中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国际政治势力参与其中的影子。香港事务，根本还是外交事务，不论是于内还是于外，用外交手段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失为上策。我想，这也是王光亚执掌港澳办的最根本原因。把内政与外交结合在一起办公的部门，唯独港澳办一家，所以，作为港澳办的一把手，需要具有创新思维的大智慧。在前任主任廖晖那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开创的能力，因循守旧是廖执政这些年的主旋律。当然这个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廖的身上，毕竟廖不是最终决策人，但是作为研究香港最前沿的的部门，应当利用其对决策核心的影响力，争取领导人的支持，掌握香港事务的主动权。可惜我们看不到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当发挥的影响力，导致香港逐步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怪圈，愈陷愈深。
　　王光亚的政治能力与政治操守还有待我们的观察，但结合他现在的政治环境，可以对他的职位做一个简单的背景梳理，让我们更了解这个部门与这个人在现阶段将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首先，王光亚在这个时期出任港澳办主任职位，应当与2012年的18大有着密切关联的。王上任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婆婆太多。领导层的更迭，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卸任领导层与现任领导层在某一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是摆在下级官僚面前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何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是地方大员们最头疼的事情之一。王也同样面临这个难题，权力中心的胡、温、习、李在18大前后将共存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又恰好是香港进行2012年特首选举的时间段。如果说王作为舵手将影响2012香港特首选举，不如说各种政治高层的取态对选举的影响更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2012的特首选举，是作为胡、温的政治遗产来处理，还是作为习、李的执政资本来对待的问题。其中的微妙关系，只有夹在中间的王才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廖晖在港澳办执掌多年，侨务系统根深蒂固，如今虽然卸任港澳办主任，但作为港澳事务领导小组成员，对具体工作还是有很大发言权的。可以说，王在上任前期，首先要理顺这些关系，将花费比较多的精力。但我们知道，区议会选举明年将全面展开，各派势力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留给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其次，王作为职业外交官，对民主的理解，应当比没有受过民主洗礼的国内官员要强很多。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强烈，从曾荫权政府缺少政治认受性，而导致的各种争议性立法拖而不决，可以看出这样小圈子选举出的政府，在市民心中越来越没有市场。民主的政体，就要用民主的管制方式，如果不能够适应与理解现代民主宪政，香港的管制危机将越来越严重。王的职业与见识，决定了他的思考方式应当是与现代民主相匹配的，如果不能够适应环境，王也不会在联合国工作如此之久。现今王的矛盾是能否用现代民主宪政来管制香港，答案将是否定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香港的民主派好像天生是道德战士，总是大义凌然为民请愿的姿态，而具体的工作却由港府在做，典型的做的不如说的。如何改变这种格局，需要中央的领导层充分了解香港社会，不要视宪政民主为洪水猛兽，香港如此弹丸之地，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与长期的社会稳定、公平的法治精神、相对宽松的宪政民主密不可分。久经民主历练的王，应当能够看到以上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王作为中央任命的官员，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管治的，同时需要与中央的政策、同僚的政治理念、以及下属的办事惯性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现如今的政治环境中前行。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身在其位，而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正是痛苦之所在。
　　最后，由于中央已经勾画出准香港普选路线图，作为代表中央行使香港管制权的港澳办，将首当其冲面临其左右为难的政治抉择。一方面，如果中央不能够满足香港社会民众的普选要求，制定的普选规则与民众心理落差太大，而导致泛民发动群众上街大规模游行抗争，不论对港府还是中央的管制权威，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港澳办作为具体办事机构，如果不能将此类事件消灭于萌芽，既是失职。另一方面，如果选举出现偏差，中央期许的选举人没有上位，港澳办也是无法交差的。那有没有既能够调和双方的矛盾，同时又兼顾了双方的利益的中间性政策路线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央现在与港人之间的最大问题是信任度不够，只要双方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互相理解对方的处境与心理，达成中间政策路线的时间也不会非常遥远。所以，如何让双方建立信任是港澳办在2020年之前应当重视的一项工作。
　　我们都知道，掌握香港实权的不是港府，不是中央，而是超级港商。这些超级港商通过几十年的运作，渗透政府机关、控制立法会功能组别、掌握舆论机器，进而影响香港的命脉--金融系统，达到操控香港未来之目的。王光亚作为一个与香港各种本土势力没有交集的外交系统空降官员，在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时，应当能够比较公允。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对空降兵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香港的本土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否完美解决香港问题并成功全身而退，关键在于王光亚是否具备大智慧的政治家素质。
　　可以说接下来的十年，香港的政治舞台将会精彩异常，建制和泛民将奋勇拼杀对香港的控制权。不论中央是否愿意，香港未来的走向绝对不会平平稳稳、一帆风顺，只有最后获胜方掌握政权才能进入政治平静期。现在这出大戏的幕布已经拉开，让我们拭目以待王主任的精彩表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