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15
2012政改一役，民主党急剧向中间靠拢，在与中央谈判后，双方达成“民主党版”区议会方案。民主党利用小步后退，大步前进的策略，跟中央谈判，取得阶段性胜利。虽然民主党人认为做了现阶段应当做的事情，但是由于激进民主派占据道德高地，凸显出民主党所作所为在民心中失分不少。民主党在现时的舆论围剿下，可以做的事情不多，耐心解释与实际行动应当互相配合。适当抓住某一个争议议题，突出其民主不改的本色是上策。所以党主席何俊仁希望核心党员能够在8月份留守香港，一则集思广益，渡过难关，二来如遇突发情况，可以做到随时总动员。这时的民主党已经向一个成熟的具备执政素质的政党迈进。
民主党的目标直指2017与2020
民主党在此次政改博弈中，戏份最重。从开始拒绝“五区公投”开始，到后来的“破冰会面”，民主党走的都是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政策。虽然遭受激进泛民的严厉声讨，但毕竟是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不敢想象，如果这次的整改仍旧遭到否决，香港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民主党作为一个20年历史的大党，在立法会拥有9个席位（现时8个），是立法会第二大党，一直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前列。由于08年社民联与公民党的崛起，泛民版图忽然变得有些拥挤，因为大家的光谱都比较相近，政治诉求都是以道德表述为主体、辅以街头抗争的表达形式。泛民的光谱严重重合导致的的后果就是选票的互相重叠，在08年立会选举的时候，配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比例代表制的原因，配票的成败完全能够导致一个或几个议席的得失，但是成功的配票却依赖于遵守非常严格的选举策略、能量巨大的选举宣传，以及大家互相配合理解的选举取态，但这些关键的因素，却完完全全都是泛民阵营的弱点。所以，在现时的比例代表制下，虽然能够兼顾一些小党派进入立法会发声，但是绝对不可能形成单一反对大党。民主党如果不满足充当千年反对党的角色，就必须与激进民主派拉开距离，因为香港现在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发声的激进民主派声量很大，每次运动都冲在第一线，但是人数并不是很多。而心向往民主自由的广大市民又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接受民调的时候也会吐露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但是如果让他们走上街头去激烈抗争，他们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
这样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激进的民主道路在香港是走不通的。因为一个社会想要进行一场触动根本的变革，除了少数的激进领袖做出自我牺牲，以唤起民众的良知；或者社会的根本矛盾已经达到一个不可调和得阶段，政府已经失去绝大多数民众的信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确实存在，但是还没有到民众需要起来激烈抗争的程度。虽然政治压力逐渐增大，但是很多触及根本利益的统治手段并没有在香港使用，香港民众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缺少破釜沉舟、干洒热血的抗争精神。
基于以上分析，民主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必须迈出跨阶层这一步，迟早要进行这种转变，因为一个激进的政党是不会成为领导大多数人民的执政党。
公民党是“五区公投”最大赢家
从“五区公投”到“曾余辩”，直到最近坚定的反对“民主党版”区议会方案，公民党每一步都走的非常扎实与稳重。“五区公投”是公民党全面扩大泛民地盘的标志性事件，在民主党临阵退缩、建制派全面杯葛、港府刻意冷处理的全方位打压下，“五区公投”取得近50万香港人民的授权。不论建制派如何解读这次投票，但这50万人能够顶住压力，出来投票，事情本身已经说明在民众的心中，充满着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是不论如何也不能被冷冻处理的。“‘五区公投”让公民党从政治光谱中间偏右的位置，完全浸入泛民阵营，与民主党直接正面交锋争取选票。公民党在与社民联推动“五区公投”初期，民调一度有所降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参加“五区公投”的两位立法会议员，他们的知名度却有显著提高，陈淑庄08年能够进入立法会，全靠余以一己之力硬托上去，在立会中也鲜有表现机会，这次的活动正好给了公民党联系基层，亲近选民的机会。公民党参与“五区公投”后，余作为泛民领袖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在获邀与特首进行辩论的资格后，泛民领袖的地位已经植入市民心中。
“曾余辩”的事态发展充满了诡异的变化。首先是这场辩论的发起人是增特首，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余是知名的大律师，曾一直以正统刻板的形象示人，很难想象曾会提出这么个扬短避长的决定。根据事后的分析，这个决定应当是曾团队自己的决定，因为中央的口风是不反对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语境中，不反对，同时也意味着不支持。事态的发展，合乎很多分析人士的评论，余在辩论中充分表达了争取民主的愿景，同时就政改即将投反对票做了充分的说明，以期能够打动广大市民，从民调的分析来看，余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次辩论不但开创了反对派就重大事件可以与特首进行电视直播辩论的先河，而且对以后遇到类似事件也会形成某种惯例，在野领袖如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提出反对动议，执政领袖就应当视形式接受或否定进行公开辩论。不过如果否定公开辩论，将会对民调造成严重损害，倒不如光明正大接受挑战，即使不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在辩论中，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与理由，也不失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曾这次的辩论，表面上看是输了，但由于辩论也没有一个定量的输赢标准，所以从事后的解读来看，曾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至少把想对市民说的话，在不受大声公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完整的表述清楚。
港府被边缘化
本来这次的政改，应当是港府唱主角、中联办在旁边帮腔、北京政府在背后运筹帷幄、建制派在侧翼保驾护航。但是根据事态的发展轨迹来分析，这次政改从咨询阶段开始，北京政府就有意绕开香港本土势力，直接与泛民中的温和派进行接触。从民主党公布的“政改六人工作小组报告”中不难看出，从09年下半年开始，民主党就已经开始为是否参加“五区公投”进行政治抉择，民主党最终选择了放弃参与“五区公投”转而与北京的特使进行接触。民主党是否与中央存在台底交易，我们这里不做猜测，但保留质疑的权利。但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正是因为民主党与“五区公投”划清界限，才能够与中央特派员建立联系。事件进入第二阶段后，民主党与中联办进行了“破冰之旅”，在这里，仍然看不到特区政府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只是特首与一众高管，汗流浃背的在社区起锚。如此重大的谈判事项，港府即使不能够参与最终决策，但面子上必要的工作也被省略了。难怪特首如此高调的落区宣传起锚，因为特首无法参与更高级别的会谈，只能够发动基层运动来影响政局，以期通过民意来打桩，进而在政改问题中夺得更多话语权。不过特首近两年的执政理念过于偏重建制派，导致很多关乎民生的议题，不是被否定就是被搁置，进而基层民怨沸腾，民意也插水式下跌。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有意绕开港府，里边应该有两层意思：
一是对港府治理香港不利的一种不满。“港人治港”，这是邓小平向世界郑重承诺的治港理念，但由于英国殖民势力的退出，中央的权力架构还未在港建立之际，港府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合法性，全面向建制派靠拢，以期依靠建制派在议会中的保驾护航来推行各种执政理念。
但是建制历来都是由商人来掌控，商人的本性是逐利的，我们不能够期望依靠本性贪婪的商人来领导政府。而且是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议席是由商人或商人的代理人来占据，这在政策的制定中，无形对港府构成了强大政治压力，任何民生的议题都是港府所不愿触及的，是因为有建制这座大山横亘在眼前。港府这样的小心谨慎，换来的是建制的尾大不掉，如果港府不能够强势的掌控政改的主导权，中央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或亲自出场。这届政府的任期已经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与下届政府能够与建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被建制牵着鼻子走，因为很多的香港市民已经被建制所压迫的很久了，积蓄了怨气，正需要港府替他们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据近几年的事态发展分析，港府已经被建制派捆绑，在很多民生议题中都看不到执政者独立的声音，形成了强议会、弱政府的情况。建制内心是不希望政制向前发展的，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任何政制的发展与变动，都会涉及重新洗牌的过程，权力的分配在洗牌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变数，这是现在的既得利益派建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次的政改是不能依靠与建制捆绑的港府的，只能够寻找代理人来与民主党谈判。不使用港府居中斡旋，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建制的泥塘中愈陷愈深。
二是中央有意保护港府的形象。一旦政改拉到，政制原地踏步，责任首要在中央，对港府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我们从保护香港政府的角度来分析，中央这次通过代理人，直接与民主党谈判，可以说是惊险万分。在民主党三个条件，最后只坚持一个得情况下，最后时刻才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决定同意，其中过程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可以说这次政改能够通过，民主党与中央都是尽着最大的努力与诚意在谈判，如果谈判过程出现一丝差错，现在的结果就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可以这么说，从泛民历来对民主的追求来看，这次的政改，如果不出意外，再次拉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中央可以说已经做好了政改再次拉到的准备了，因为这次的政改方案，对比05方案，改进不多，修补而已，泛民是铁定不会收货的。正因为知道方案不会有很多进步，社民联与公民党才会孤注一掷的进行“五区公投”，他们是在赌这个方案肯定不会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才有如此勇气，先辞职，再补选。如果政改再次拉到，港府的形象必定破产，民意将降至低谷，这也是中央不愿看到的情形。如果中央直接与最大反对党 “民主党”直接对话，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民众的火力必然会集中到中央或民主党这边，对港府的压力会减轻很多。即使中央最终同民主党达成协议，民间的不满情绪还是把民主党搞的精疲力竭。如果这次的政改再次拉到，民间的不满一定如火山喷发，中央这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替港府扛下这个雷了。港府如果主导政改再次拉到，再次发生一个50万人上街的盛况，曾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所以，中央这次是在替港府扛雷，成功了，港府作为胜利者去庆祝，从最近的民调显示，港府和曾特首的民调在政改通过后一路走高，符合预期。政改失败了，中央作为直接谈判者，承担主要责任，港府的压力自然会减轻许多。
中央政府的得与失
香港的政制改革，绝不单单局限于香港本地：往大了说，台湾与澳门的华人在看着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往远了说，香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贸易港地位不似以往般重要，但作为大陆窗口的功能并没有失去。刚回归时，中央对港府的干预并不是很多，“港人治港”在这个时期还是能够贯彻的，但由于董特首没有没有政治管制经验，很多政策与现实脱节，导致03年50万人上街，影响中央收回香港后多年努力营造的正面形象，并导致董特首来年下台。中央政府在看到港人强大的政治诉求后，认为香港民众如果集结在某一议题下，争取权利的能量非常巨大，遂转变管制观念，由从前的“港人治港”过渡到现在的“京人治港”，在控制媒体舆论的同时，更加依靠建制的力量来制衡泛民，造成现在建制尾大不掉的局面。观念转变后，能够启用曾特首，说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还是倚靠公务员治理香港比较稳妥。但公务员治港最大的弊病，就是“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直接导致港府在很多具争议的议题中，不是搁置就是放弃，错过了很多可以改善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机会。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香港的政治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
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给人感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是抓还是放，让人摸不着头脑。从这次的与民主党谈判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5月下旬同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就政改，普选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6月6日，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南下深圳会见曾荫权，正式表明民主党的区议会方案已被否决：「方案到此为止」
6月14日，即方案被判「死刑」后一星期，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约他们会面，询问假如中央接纳区议会方案，民主党是否会九票支持通过政改方案。
6月17日，曾荫权与公民党余若薇辩论。
6月17日，梁爱诗「转軚」支持民主党方案，表明北京绿灯已亮。
关键的日期点在六月十四日方案被习否定至六月十七梁爱诗表态支持民主党方案这一周，这关键一周的剧情跌宕起伏、眼花缭乱，当大家都对这次政改已经失望之际，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让大家不明就里。中央在这一周里，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才会做出对民主党妥协的决定，以中央以往的强硬态度，这次的政改拉到的概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在如此重大事件中，做出前后矛盾的决定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个方面来分析：
一、 香港的深层次危机。深层次危机来源于贫富差距、流动性停滞等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权力的不均衡。功能组别议员与直选议员在议会中享有同等权力，但权力的来源却差别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功能组别议员先天性的认受性不足，同时在对待选民的态度方面，功能组别有时可以至舆情于不顾，恣意妄为，导致政府威望在建制的拖累下，节节走低。一个认受性先天不足的政权，在平衡社会利益方面又不能照顾到多数弱势群体，如果政改再次拉到，政府跛脚，将再次激化社会矛盾，这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二、 中央的2012政权交接。2012对中央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十八大的卡位运作可以说已经介入了这次的香港政改。首先中央需要考虑的是政权能否平稳过渡，如果政改拉到，政制原地踏步，彻底激怒泛民，谁能保证香港人民2012不会来一次类似03年的大游行？政权的交接点，从古至今都是以平稳为第一要务。在2012年这个时间点上，香港的立会选举绝对不能乱，如果出现差错，将直接影响新任领导人的管制威信。中央这次的妥协姿态，可以说已经把泛民中能量最大的民主党争取到中间地带，公民党与社民联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力量确实还很弱。民主党最为这次谈判的对象，已经与中央达成妥协约定，断然不会在2012掀起新的波澜，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央即乐的拉拢住最大反对党，又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稳定局面，是中央的一石二鸟之计。
不过，从谈判的过程发展来看，我们看不到中央对香港事务的长远规划，给人见招拆招的印象。习作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他的发言应当是国家对香港事务最具权威的观点，但是我们明显的从曾否定政改，到一个星期后中央又表态支持政改，这其中的政治转向之剧烈，政策随意性之无序，处处显露出中央在遇到具体问题时的无助感。一个政策的制定，就是一种方向的肯定，香港的政制发展，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如此重要的抉择面前，我们发现其实中央也没有下定决心向左还是向右走。所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应当制定长远政策，为2017与2020制定出路线图，这样的政治发展才符合香港利益。明确方向，不论建制还是泛民都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部署，制定计划，规划未来的发展，社会的磨合成本才会降到最低。路线图的作用是给各方调整势力范围的空间，尤其是建制可以利用其时间来换取生存空间。以建制的社会能量来寻求政治空间，其实本不是难事，但建制躺在政治温室中已经许久，习惯了免费政治午餐。这时如果中央出台路线图，建制可以依据路线图来调整自身弊端，充分适应环境，利用现代政治运作机制，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发挥建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香港与中央的关系，可以说是唇亡齿寒。在中央管辖的政权体系中，香港与澳门是特例。中央能不能够利用香港与澳门的特殊历史地位，充分理解吸收现代民主政治的先进之处，这是衡量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契机，香港就像开启这扇大门的一把钥匙，现在交到了下届执政者的手里。
香港未来的发展
中央的治港政策，近几年逐渐改弦易张，由原来的“港人治港”逐渐过渡到“京人治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知道，中央与香港的政治体制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处事原则也不同，这都是源于百年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这种整体思维惯性，造成了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看法不同，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双方的误解。这时考验的是中央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来掌控局面，这种自信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通过政治运作、人事任免、舆论导向等各种手段，不断得到加强的。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形象，正确形象一旦树立，其他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而且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尽量少直接出手干预香港事务，能用代理人解决的就不要出面得罪人。中联办的官员讲话，经常被香港媒体所断章引用，如果时间久了，会对民众造成中联办不但干预香港事务，指手画脚，还会对中央在香港的管制权威造成伤害。
在文章结束之际，看到了两篇有意思的文章，单独看这两篇文章，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只要是对香港基本情况有些了解的人，立刻能够从标题看出两篇文章的内在联系。
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董建华力挺梁振英出任下届特首，董建华首先找的是香港的大地产商来进行游说。为什么董建华要找地产富商来进行游说工作呢，是因为“这批人士除了本身极有可能跻身2012年特首选举委员会外，其公司的雇员及友好人士等合共手握一定数量的选票，影响力甚大。”
可以说，特首选举委员会是变相的富豪俱乐部，这种以商人利益为主导的小圈子选举出来的特首，不论是政府的管制权威及认受性肯定再度备受社会质疑，而特首及高官背负着「合法性不足」的先天基因。在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必然遭受建制与民意的双重打压，导致政府行动愈趋谨慎，固步自封。
第二篇文章是谢国忠所写，题目为“香港的一切苦难来自对房地产的迷恋”，这篇文章从经济角度对香港回归后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尖锐的指出香港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弊端。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已经影响到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也日益面临被中国大陆边缘化的危险。可以说，香港具有许多优势，比如说奉公廉洁的公务员队伍、高效公平的司法制度、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建制透过立法会的小圈子运作，正逐渐被消磨殆尽。
文章的最后，不论这次政制改革的结果如何，我们总算看到中央能够直面香港的政治现实。这次的政改，在最终关头发生转变，应当是中国最高执政者胡在最后改变了主意。胡作为最高执政者，显然不希望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在他的任期爆发。中央应当拿出魄力，充分信任港人，不论下届是唐英年还是梁振英，我们都应当持鼓励的态度。香港如果能循序渐进的进入民主社会，中国大陆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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