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20
王光亚的一句“井水不犯河水”，令香港社会舆论大哗。本次事件是王光亚上任后，首次对香港政论发表评论。但不论官媒还是泛民，对王光亚此番言论的评价都颇为负面。本次事件对香港政治发展影响深远，直接造成建制与中央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次的摩擦，不是发生在中央与泛民这对老冤家，而是发生在一直视为自己人的建制派中的港区人大代表。这些红色代理人，一直是中央多年花大力气统战的对象，是中央的政策在香港的具体执行人。多年的亲密合作为何最近出现裂痕？建制派与中央的关系是否如外界描述般美好？中央的治港政策是否因廖退王上而发生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央的治港政策，总体就是摇摆于中央政权是否在香港本土化的过程。稍具政治敏感性的人，都能够从王的讲话中嗅出中央与建制之间的不和谐。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一直与建制之间无法充分信任合作。从香港回归时，中央迫于谈判，抛出“港人治港”的政治主张，赢得全世界一片喝彩之声。这种主张虽然赢得满堂彩，但从管制香港的角度来讲，却为将来的执政埋下深深的伏笔。中央既然不能直接干预香港行政，必然需要寻找代理人来进行间接操控。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香港不是10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首先不提英国政府苦心经营100年，单单现在华人世界的“超级港商”，对中央政权在香港的管制权威的威胁就非常巨大。“超级港商”不单操控香港的经济命脉，其通过人事安排、立会选举、收买舆论等等手段，进而达到完全掌控香港之目的。我们知道，权力的争夺，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中央与建制的合作，本身就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合作初期，中央为了政权能够顺林过渡，应当对建制的利益做出背书，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在管制香港初期不得已而为之。
中央与建制妥协出董作为共同的代理人，对中央来说也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是有“港人治港”这个大魔咒套在头顶，中央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派自己的干部来管制香港的。后来从人大的主动释法，再到中联办与民主党直接对话，在不远的将来，相信如果港土势力没有强势的领导人来执政，香港泛中国化的进程将逐渐加快。合作初期，中央与建制还是度过了一段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随着董代表的本土势力逐渐顶替英国政府留下的权力真空，加上董本人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家素质，逐渐与中央的治港理念发生偏差。中央对董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3年的大游行是分水岭，董所代表的本土势力在其后的两年中受到中央与民意的双重打压，步步后退，于05年脚痛下台。
董的下台，官方说法是因为健康原因，但我们都知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见不合。03年底，董在准备04年施政报告时，原计划大篇幅提出07特首选举和08立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以之列入04年施政议程中。大家都可以预计，这项检讨在香港全面展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双普选」。所以，中央紧急叫停了董的这项计划，迫使董脚痛下台。董作为港土势力的代表，在执政理念中必然会向有利于扩大香港本土势力的方向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一是逐渐妥协，彻底本土化，融入香港“超级港商”的圈子，坐视“超级港商”不顾民生疯狂聚敛财富。不过中央对香港的期望远不止这些，从温家宝“深层次矛盾”中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的未来还是很期待的。二是及时更换代理人。从中央此后一系列的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03年的游行，是否真如大家所看到的仅仅是为了反对“23”条？背后有没有中央为了迫使董下台，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从现在的档案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真正的答案应当埋藏在董老的心中吧！
中央吸取董失败的教训后，摒弃了当时呼声很高的唐英年和梁振英，选择了公务员系统的曾荫权，将必然弱化港土势力在政府中的影响。曾荫权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在喊出了“我要做好这份工”的同时向中央表示宣誓效忠，并表明自己并非政治家，只是一个打工仔。这才是中央与建制最喜欢的代理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只要能够胜任工作，积极配合，不出差错，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圆满的完成就是成功。可以说香港在曾荫权时期已经进入泛中国化的轨道，不论是香港特有的经济体制还是政治制度在中央权威体制冲撞下已经逐渐瓦解。连港人引以为傲的公务员系统，也在权力的重压下逐步向权贵低头谄媚。
当王光亚说出了“井水不犯河水”论之后，则标志着中央在香港本土化的全面溃败。预示着未来可能中央会更加深入对香港进行直接管制，比如在关键问题上抛开建制与港府，直接与泛民展开对话。既然中央的利益与建制的利益不能完全统一，在回归14年后，中央与建制的关系也即将作出一些调整。随着港澳办的易帅，这种特征将更加明显：王的战场一直在国际外交领域，这种职业的特点有些类似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需要王依靠个人的能力与经验来谈判、协商与沟通。可以说中央派王执掌港澳办，并不是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建制派愈早接受这个结果，愈能够在未来的政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PS：如果本次事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则会得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结论。我们暂且认为王光亚刚刚上任港澳办主任这个职位，对这个职位的了解还处于摸索阶段，还不是很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媒体问及赵连海案，被迫运用外交惯性思维回答问题，导致社会反弹。如是以上分析，则说明问题并不是十分严重，对裂痕的修复也相对简单，只需说明或解释清楚此番言论并不是针对具体人或事，加以进一步释放友好信号即可弥补裂痕。
王作为职业外交官，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在国与国的关系，讲究的是不卑不亢，谋定而后动。在管制香港上，如果还是照搬外交工作思维方式，必定引起港人反弹。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也需要运用其丰富的外交经验，但其管制本质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王不能充分理解这一层意义，必将陷入外交、内政混淆不行的困局。王今后还将经常遇到这样的局面，香港的媒体不似国内媒体般“讲政治”，王将遭遇其他国内官员不曾面对的各种新挑战。
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王的幕僚是不称职的。幕僚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提前预判意外的话题与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应急预案。赵连海事件在当时属于热点社会话题，虽然在国内受到压制没有成为舆论中心。但是在香港，由于泛民持续炒热，该案成为社会话题并一步发酵，导致建制迫于舆论压力，也必然跟进。建制一直自持与中央关系密切，在赵案中如能与中央形成良心互动，必然提升建制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可能。赵案本不属于非常意外的话题，在预判时应当作为主要的议题进行圆桌讨论，综合各种意见，提出恰当的应对方法，尽量避免出现临时性、意外性、随意性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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