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亚与泛民能否平等对话？

2011.03.10

　　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将是其履新后的首次高调亮相，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访问成果。作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王的到访必然将十分高调，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友好亲切的会谈，最后赚足眼球并满意而归，如果能够按照以上的剧本来排练，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但是最近泛民要求与王光亚会面的公开信已经送出，王光亚的这次访港之行，能否与泛民会面将成为全港乃至全国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更有言论谈及，双方能否成功会面，已经成为检验王是否开明的一块试金石。
　　泛民现在的心情用最近非常流行的仓央嘉措的诗来形容，就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泛民作为代表香港民意的一部分，不管你对他的言行或政论有任何不满，但是你绝对不能忽视他的存在。王作为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到访香港如果不与立会议员进行会面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进行会面，个中的忌讳，却迫使王不得不认真考虑其政治后果。泛民的议员中有一些身兼多职，其中中央最忌讳的当属支联会。假如泛民在与王的会面中，提出若干超出香港本土的敏感话题，王将如何应对？如果泛民逼问普选路线图，王将如何回答？如果泛民强烈要求解释普选定义，王将怎样定义？如果黄毓民等当场爆粗口，甚至再次掷蕉，王将情何以堪？总之，如果与泛民会面，不可预料的事件太多太敏感，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王及政府的管治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到底见不见泛民？见了之后谈些什么内容？本文尝试从旁观者角度来进行演绎与解读，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另一种思路。
　　王光亚如果不见泛民议员，公开的说辞必定是泛民议员中的支联会身份。在李刚历史性会见民主党后，民主党就再也没有走进西环的大门，看起来是次的破冰会面，确实是中央为了政改而作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说中央与民主党已经释怀。在此背景下，如果王光亚以此作为理由，不与泛民进行会面，确实也符合中央政府官员的一贯行事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刚履新的主管港澳事务的高级官员，首次拜访香港社会，不与占立会1/3的泛民代表会面，于情于理却也说不通。中央收回香港后，大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主要目的就是努力使港人信任中央，相信中央一定会让香港未来更美好。但是如果王光亚拒绝与泛民进行会面，港人势必会怀疑中央政府是否可以为了香港的未来，放下政治偏见，与泛民在谈判桌前共同就香港的未来描绘蓝图。
　　如果这次不与泛民议员见面，对王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中央这次把王安排到这个位置，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王多年的外交经验，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工作多年，处理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应当不在话下。如果这次连面都不敢见，就显得有些小气了，以后再去香港是不是需要绕着泛民走呢？本身泛民就以占领道德高地为生存土壤，王如果怯阵不敢见面，等于亲手为泛民赖以生存的土壤提供养料。香港市民会愈加轻视港府，作为中央在香港的管治力量，港府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泛民会利用本次事件，充分证明中央在治港过程中是存私心的，不会为了港人的长远利益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利用本次事件大做文章，把区议会选举泛政治化，利用各种议题挑逗起港人反抗的神经，达到催谷选票的目的。
　　如果这次能够成功会面，如前文所述，其中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而且王在党内还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在与泛民交往中，受到诸多外事纪律钳制，稍有不慎，交谈内容及其容易被泛民曲解误读，造成严重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从政策延续性的角度分析，王光亚即使上任后想开创一些新气象，也要考虑与他的前任--廖晖的行事风格是否统一协调，即便不用与廖的理念非常融洽，但从执政的延续性方面考量也不能够反差太大，否则中央的管制权威将进一步消弱。廖晖的执政风格是比较低调的，在任期间，他很少就港澳事务公开发表言论，属于四平八稳型的干部。但由于其没有政治野心，遵循守旧，忽视香港深层次矛盾，导致香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民怨沸腾，族群撕裂，地产霸权，这些也都是不争的事实。
　　泛民作为议题政党，炒作任何可以利用的话题都是他们基本功。如果泛民抓住这次会面大做文章，利用全港媒体空前关注的时机，趁机炒作自己，为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则王光亚就会成为泛民手中的政治筹码，这样亏本的买卖，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事情，谁人会去做呢？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好像王光亚已经进退维谷，不论是见与不见，都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后果，我们能否为王的访问设计一条中间路线呢？既能够让履新的王光亚展示其开明的一方面，又同时了解和接触香港社会不同的声音，还能够照顾到中央的政策的连贯性，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来进行运作。
　　如果同全体泛民议员会面，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可取；如果不同泛民见面，同样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一样不可取。那么我们换另一种思路进行考量，能否与上次进行破冰会谈的“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进行会面？为什么单单提取出“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这是因为其他泛民组织，不论是公民党还是社民连，其自身都具有令中央不能容忍的种种行径。首先社民连属于香港极端左倾组织，以出位的言论和行为在立会与街头进行所谓的革命抗争，这是中央最忌讳的一种社会行为，在茉莉花开放后的埃及影响下，中央会更加严厉控制这种街头政治，更谈不上与这些政治家进行高层会谈。其次公民党，在余若薇与特首辩论后，其泛民共主的地位若隐若现。在泛民缺乏政治领袖的情况下，余若薇作为泛民的代表，与特首的辩论出尽风采，在市民中形成强大号召力，如果这次能够与王进行会面，将更加强化其强势地位，视其做大做强对中央及港府将形成强大威胁。最后，泛民中最具有分量的民主党进入我们的视线。民主党在政改中的表现，已经完全从反对派中蜕变为成熟政党，成熟政党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在关键决策时，不单以民意进行投票依据，而是从有益于政党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进行利益的取舍。
　　政改后，民主党的政治光谱已经向中间地带转移，其能够放弃“普选”的政治理想，与港府（中央）达成协议，本身亦承担着极其危险的政治后果。极有可能只此一役，便尽失其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版图，其中的辛酸恐怕只有民主党人自己才知个中滋味。中央在政改关键阶段，派出中联办的李刚与民主党进行破冰会面，说明中央在政改的关键时刻，也不完全是刻板教条、死硬僵化而不会变通。既然李刚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那么这次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不论对于中央、港府、还是民主党，都会是三赢的结局。
　　民主党在政改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政党定位的问题，在其他泛民政党的左右夹攻之下，民主党在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地位略显尴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主张对话与协商的民主党在以后的选举中步步败退，会对倾向中间派的泛民产生消极影响，认为与中央谈判后，面临着被泛民主流抛弃的危险，还不如守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中央下次需要分化泛民时，可能就不会有第二个民主党了。所以，中央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应当稳住民主党这块阵地，利用民主党的偏中间政党身份，其中双方可做的文章异常丰富。民主党和李刚会面后，如果能够与一位重量级中央官员继续进行高规格会面，将严重打击激进泛民的扩张势头，令港人认为中央不是不与泛民进行接触，而是需要与成熟后的泛民政党才能平等对话。
　　如上所述，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晤，将大大有利于缓解香港深层次矛盾，把泛民的街头抗争引导到温和的路线上来，对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温和派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这些设想都是建立在双方能够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不过从公开的资料来分析，想要达到这样的信任基础，双方需要做的功课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