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会见李嘉诚的政治含义

2010.09.27

　　胡锦涛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典举行之前会见了李嘉诚。建制派可以说是一片欢腾，红媒也一片赞扬之声，给人感觉一扫由于民生问题压在全港市民头顶的阴霾。中国的政治，有许多非常微妙的地方，有时表面表扬可能是暗含贬义，有时严厉的批评却蕴含了爱护与支持，总之个中微妙有时需要把事件放大到全景，或结合历史上下文才能够解读出来。这次会面，香港朝野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各种阴谋论铺天盖地，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们既不能过度关注，同时也不能轻视之，因为政治人物所作的每件事，所说的每句话，刨去外在的礼仪性表象，都会蕴含着深刻的背后含义。
　　本来胡锦涛鲜有的在公开场合会见在野人士，这次能够说出“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舆论的评价还算是颇为正面。如果单从事件本来来解读，确实这次会面也并非了不起的大事，李先生作为在深圳乃至中国投资的龙头，领导人关怀接见也很平常。但这次的单独会面，恰恰在事关香港前途命运的2012政改方案通过后不久，这样的会面，就极容易让人浮想。香港的这次政改，可以说波澜诡异，虽然最终的结果对港人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但其中所发生的故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讲完了。中央的领导在政改咨询后，首次公开与香港政经界人士会面，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我将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这次会面背后的政治意义，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新的观点。
　　首先，中央政府是肯定李先生作出的贡献的。香港的本质还是“商人治港”，回归前后，建制派与港府配合中央顺利过渡交接政权。回归后，建制也透过议会与行政会议影响决策，进行间接管制。对维护香港回归后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国际社会发出“香港已死”的论调时，应当说是港商主动扛起了悲壮的大旗，与港府通力配合，把政治冲击减少到最小。虽然中途有几次意外的插曲发生，但主流的商家对稳定香港政经还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理，港资在国内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带动了深圳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平心而论，中央对港商是抱有好感的，一来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二来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配合中央工作，达到和谐管制的目的。从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港商与中央已经成为政治朋党或经济共同体，在香港的现行管制模式下，这样的搭配最安全也最和谐，所以才有了胡锦涛总是要见一见李嘉诚的言论，因为李先生其实才是香港幕后最大的老板。
　　其次，这次的政改，建制真的很受伤。本来建制在政改中的戏份就不多，这次的风头更是被民主党和中联办抢去，以致有建制在讨论的过程中一度哽咽，我相信他的眼泪是真情流露，因为政治家如果没有实现抱负或得不到尊重，是一件很悲情的事情。政改咨询讨论，应当是议员充分表达观点、就议题进行辩论、维护所属集团利益的最佳时刻。但我们看到的是建制从一开始就被打入冷宫，不论是梁爱诗还是港府，好像已经忽视了建制的存在，聚光灯完全集中在余若薇和民主党身上。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能说是建制自作自受。建制派议员，从诞生起就存在认受性不足的缺憾，如果在平时的议题处理中，只顾维护小集团利益，充当举手工具，这样的议员，得不到大家的尊重与重视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板子完全打在建制议员身上，应当看到建制背后大老板的身影。建制派议员的选举程序，历来让人诟病。被形容为小圈子选举，是有道理的。既然建制如此和谐，很早就支持这次政改方案，成为铁票，港府一定会把功课用在泛民身上，这一点建制应当是明白的。但这次的政改，不似以往般波澜不惊，而是中央政府透过梁爱诗，授权中联办直接与民主党沟通，这就让视中央为紧密伙伴的建制心中酸溜溜的了。李先生作为建制派幕后最大的老板，这次政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心中肯定是比较失落的。这次胡锦涛专门抽出时间会见李先生，可以说是给建制一个台阶下，补偿前段政改时冷落建制造成的芥蒂。胡锦涛没有接见作为政府官员的曾荫权，也没有接见前特首董建华，并不是说李先生比前两位重要，而是在安抚建制派的人心，政府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综上所述，看来建制在这次的政改中，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颇多怨言。这次领导的特别接见，给建制派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胡主席这次特别接见李先生，是否隐含了劝退的意味？前边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这次会面，但政治活动往往不能只从表面来解读，如果我们把这次会面同近期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反而会从相反的方面得出结论。建制派作为港府的亲密伙伴，在过去的岁月中帮助港府治理香港，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很多有争议的议案，建制总是能够与港府同战队，共患难。在与反民主派的较量中，建制总是冲在第一线，替港府挨骂受累，也算是立下汗马功劳。不过，经过近期的观察，建制派在有些关乎香港发展与民生的议题中，过于维护小集团、小圈子利益，与香港民主道路渐行渐远，非常不利于香港的长期发展。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公民教育非常发达，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长官并非民选，本身认受性值得怀疑，执政者更应当具有超高的执政技巧，成熟的执政理念，公平的执政心态，才能够在现行政治体制中发挥能量。如果建制派挟免费政治午餐，利用传媒优势，不顾民意，一意推行利己的政治议题，不可避免会引起政治反弹。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这种的反弹是没有外在能量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因为反弹的能量已经被经济发展的动力相抵消。可以说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利益输送，才能够保证香港市民分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利益输送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如果港府不进行未雨绸缪的准备，将来的形式不容乐观。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牵扯深层次政治矛盾。这种矛盾就是社会流动凝固、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的不公平，这些社会矛盾正在新生代中普遍蔓延，积蓄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是执政的港府所不愿看到。但由于建制控制着议会，港府在执政中非常仰仗议会中的建制派保驾护航，从根本上导致了港府与建制必然合流。虽然港府看到不进行深层次体制改革不能够解决现有矛盾，但受制于认受性不足的港府是缺乏能量与建制对抗的，因为双方的利益已经捆绑在建制的马车上，现在港府能够做的就是如何驾驶这辆已经跑偏的马车，尽量不要让他翻车。而中央从这次的政改中，由幕后走上前台，也蕴含了对港府近期工作的不满。导致本应当港府唱主角的戏，被梁爱诗和中联办抢尽了风头，间接把梁爱诗推到了下届特首的热门人选位置，不知唐英年与梁振英作何感想？由于的建制尾大不掉，中央可以说从这次政改中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不论是被收买的媒体，还是议会中的政治代理人，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有些已经走到香港市民的对立面。这种利用资本做后盾，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中央的眼中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从中国建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这样的事例。李先生作为建制的幕后总老板，在某些事件中的态度取向，其影响力是超过曾特首的。建制利用议会与行政会议这两个平台，披着民主的外衣，通过一系列利己的议案，导致建制越做越大，失去自我完善的动力，这才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一点。
　　行文至此，我已经开始对李先生有些担忧。作为商人，应当在商言商，政治应当尽量少去触碰，因为富可敌国而心生非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中比比皆是。这次胡锦涛高调非常规接见李先生，还说出了“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这样的话，我听到后只感到后背泛起凉意。如此重要的大会，如此高调的接见，如此突破常规的言论，在一向讲究内敛保守的中共内部是非常罕见的。李先生作为建制的幕后总老板，应当从这次政改中嗅出政治的风向已经转变，建制已经从执政党的亲密战友，逐渐沦为阻止改革的保守派。“十八大”两年后召开，特首与立法会两年后也面临选举，这关键的两年，曾特首已经发出话来说不做“看守政府”，并承诺“政府未来施政一定继续是积极、进取和具前瞻性。”这就说明了两年后的卡位战，现在已经开始打响，如果建制在其中不能领会中央的意图，继续维护小集体、小圈子利益，与现行体制改革渐行渐远，甚至关键时刻反对政改，中央是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的。李先生现在应当韬光养晦，尽量避免出手干预香港政坛运作，静待其上层水落石出后在谋定而动。建制在这两年的关键期中，也应当顺应民意，做些姿态高的动作，把民怨压缩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尽量不要刺激市民上街游行。中央现在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不利于稳定的障碍都要一并扫除，只有看到这一层，我们才能够理解中央的执政理念，做到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