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2011.03.29

　　通过研究香港政制发展，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中央与泛民，这对博弈双方的主角，就好似在一间黑暗的房间内手牵手走迷宫。显然,在黑暗的房间中，双方并不知道最终的出口究竟在哪里，但也不愿意在漆黑的房间中丢掉对方，所以，只能够极不情愿的互相牵着手，摸索着寻找光明的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一幕，我们还是需要从双方的内心最深处寻找答案。这种答案是双方不可名状的潜规则，只需要点到为止，绝对不会出现在阳光下，我们只需要从双方各自的需求进行分析，便可以窥探其中一二。
　　中央在半路杀出收回香港政权，从内心深处是充满了骄傲与自豪的。但碍于港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逐渐增强，中央现时对香港的管制，确实有些进退维谷。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直接导致了中央对治港政策的混乱与矛盾，很多人惊呼看不懂中央的政策，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中央的管制心态，就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
　　首先，从中央的本意出发，还是希望香港能够繁荣昌盛的。因为如果香港逐渐没落沦为死城，中央的管制方式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这是中央的大忌，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结果。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发展的欣欣向荣，一旦回到中央手中，就逐渐没落，只能说明要不就是中央的管制方式出现问题，要不就是中央的官员智商太低。所以，中央也在竭力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从政改中中央与民主党突然达成协议，证明了中央在管制香港事务方面的良苦用心。其次，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发生在香港的各种抗议活动，即时消息通过网络可以非常迅速的传入中国内地并广泛传播。这是中央现阶段最担忧的事情之一。我们知道，中央在内地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管制方式，其通过花费高昂的维稳费用，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但如果香港发生与内地产生共鸣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难免不会波及国内，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从前几天，泛民扬言要进行“紫荆花革命”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央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最后，中央同样需要泛民不时的出来游行抗议，以表示香港还是具有非常民主自由的特别行政区。同样，中央也需要香港作为一面旗帜来进行宣传，不论是从统战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香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保持香港一定范围的政治自由，对中央的外交政策绝对能够产生正面积极影响。试想如果香港在中央治下成为一言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绝对不利于中央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泛民的政治家能够在港人中获得普遍支持，靠的不是其自身具有多么出色的政治远见与领导力，而是一种悲情战术。这种悲情战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把自己处于弱小的地位，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悲情战术往往非常管用。可以说，在泛民与中央的对抗中，泛民的确处于非常弱势的一方，泛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客观现实，在各种选举中为了选票而大打悲情牌。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中央的强势地位，造成了泛民能够灵活的运用此战术，并乐此不疲。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中央能不能放下身段，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放弃现在的既得利益，充分给予港人以自由民主，做到比泛民还民主，同时占据泛民赖以生存的道德高地，让泛民失去生长的土壤，这时的泛民恐怕除了更加激进，没有什么更好的生存方式了。泛民现今的竞选口号是“双普选”，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真正实行双普选，将来的建制派绝对不会像现在这般如此不遗余力的维护商界利益。同样，建制派为了选票，也会对民意进行妥协，并在商界的支持下走一条比较中性的路线。这样的政治生态，从利益格局上来说，对泛民其实并不是利好。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泛民中的三大政党并不具有执政理念，他们所擅长的是占据道德高地，根据民意对政策或支持或反对进行政治投机。其政治取态并不像欧美成熟政党般稳定，而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民意决定自身的立场。这就会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议员的态度如果紧跟选民的意愿，将逐渐形成民粹主义。议员应当是在尊重选民意愿的基础上，从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目的出发，作出适合的政治选择。但泛民显然并不具备这样长远的政治眼光。
　　泛民不论政治光谱如何偏激，毕竟拿到港人授权行使权力，如果中央强力压制其生存空间，逼迫泛民采取极端行动，才是中央真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央在对待泛民的民主诉求时，一时也颇为忌惮，既不能够完全满足泛民的需求，同时也要照顾到泛民的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央一时拿泛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泛民对中央也从没有进行根本上的否定，而是进行有限的抗争。
　　泛民在与中央的博弈中，招数并不多，除了大打民主自由牌，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执政理念，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泛民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 泛民在未来10年中的斗争目标已由比较空泛的双普选，逐渐过渡到一城一池的阵地战。由于中央一直坚持功能组别这种小圈子选举形式，泛民可以利用港人对其的厌恶心理，获得较多的同情加分。从民主党与中央最近达成的政改协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泛民已经放弃2012双普选，甚至可以断言泛民对2020的双普选也并非乐观.但并不是说泛民不会主张这个旗号，他们反而会利用这面大旗在与中央的谈判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泛民知道中央的底线是绝对不允许出现泛民背景的特首或执政党，所以在今后10年的政治部署中，泛民将会把议席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来实现。如果能够成功踢走功能组别，控制多数议席，是泛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不能够废除功能组别，泛民将利用政治谈判或街头斗争，逐渐渗透功能组别，扩大功能组别的选票基础，造成形式上的普选，这种结果也是泛民乐于接受的。
　　中央透过利益输送间接控制香港，这条道路将会越走越窄，在没有政治魄力的特首与跛脚政府管制下，香港的未来将十分暗淡。新近特首热门人选的争夺逐渐白热化，但从港人对此冷漠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港人对这两人的政治前景都不报什么期望。这也怨不得港人政治冷漠，在唐和梁两人之间做选择，就好比左手与右手，大脑还是同一颗，怎么跳都逃不出如来佛的神掌。如果这时其中一人能够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比如复建居屋，其政治影响力绝对不亚于投向政坛的一颗核弹。但由于两位候选人的背景等客观条件所限，加上选举资源皆掌握于他人手中，所以近期不可能出现强势政治领袖。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已经延续了十四年，中央与泛民在互相扯皮争斗中失去了互信的基础，从近期游行中逐渐增多的暴力事件，也表明了港人的忍耐已经临近极限。港人的生存状态其实也很痛苦，既没有新闻管制，同样也不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等政治权利。但就是在这种政治生态非常宽松的情况下，生硬的出现了特首选举委员会，分组点票，功能组别这些反潮流的东西，就是这种半自由的状态最无助与最无奈。明明手中握有选票，但总是离理想的公民社会产生差距，如果社会的主流是经历过港英时代上世纪的老人们，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也还是能够接受的；但现在主流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世代，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中央政府的恩赐，这就造成了香港社会的割裂，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以上的分析有意回避了香港社会中的香港本土势力，他们在香港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一般不会亲自上场来影响政局，而是有意回避曝光率并刻意保持低调，通常做法是寻找政治代理人进行公开活动。有人说如果想得到特首宝座，必须满足中央的祝福与港人的信任这两个条件，但如果特首人选不能让港土势力满意，即使成为特首，其执政道路也必将崎岖与坎坷。
　　中央在管治香港过程中，始终与港土势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一个外来政权，从中央的内心深处，对港土势力是充满了深深的怀疑情绪的。因为内地经济的发展与香港具有先天的差距，中央对香港并不能进行强势管理，为了能够对香港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够在与港土势力进行利益交换式的管治过程中达到双方的目的。其实如果中央能够从一开始收回香港后，就逐步进行本土化的工作，经过14年的积累，港人不会看不到中央的诚意，但中央选择了与港土势力交换利益的管治方式，令港人倍感心寒。经过十四年的沉淀，在港人的心中，中央已经逐渐沦为保守势力的代名词，这种植根于港人心中的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冲淡。
　　现在的问题不是香港能否选出称职的特首，而是特首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的魄力。如果还是选出一个类似曾特首般的“打工仔”，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将更加深刻。因为中央已经宣布了准普选路线图，在今后的10年间，香港社会必然进入一个更加剧烈动荡的政治剧变期，各种政治势力为了适应准普选路线图将出尽各种招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特首来进行全局的掌控，香港即将进入政治、经济、社会倒退的10年。
　　最近的特首选战一触即发，不论是唐或梁，都还是属于上一时代代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背景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劣势，在香港“黄金十年”（2010年-2020年）的发展高速期，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政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最近很热的一个政治明星是田北辰,他虽然身在商界，但言论颇为激进。从代表雇员力争最低工资，到深入基层体验贫困生活，你可以说他做秀，但他确实在代表了一批新思想的商界人士，他们的理念是：在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并适当照顾贫困的族群。这样的商界精英才是香港未来的方向。我在这里断言，田北辰的政治目标，绝非立会议员般简单，以他的背景与能力，当选立会议员将是他起飞的平台。
　　中央的出路在于能否尽快实现香港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与香港本土势力组成执政联盟，在充分信任港人的同时，自身亦要沉浸于香港社会生活中，细心聆听港人的声音，让真正有能力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同时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充分理解港人独立的精神世界，在不触碰中央管治底线的前提下，给予港人充分的政治自由裁量权。本土化的实施，需要时间的累积，距离2020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怎样充分利用这“黄金十年”，是考验中央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