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2
近日，吴康民的《谁能“维稳”，便是“真命天子”》这篇文章进入温家宝总理的视野，进而得到总理的单独会晤。这次的会晤过程乏善可陈，唯一的亮点出现在温总理的夫人这次的高调亮相。由于本文重点在于讨论吴康民的政治观点，温夫人的出现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吴康民作为爱国阵营的代表人物，从75年开始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爱国阵营中的老前辈。可以说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和中央最为接近的一群，从港英时代就能够与中央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作为中央收回香港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回归后，爱国阵营也得到了优厚的政治回报，可以说爱国阵营与中央现在是一种捆绑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特首选情如此微妙的时刻，温总理的刻意会晤，正表现了中央对香港下届特首的重视程度。因为下届特首的任务非常的艰巨，既要处理好香港自身的各种政治冲突，也要为2017年的特首普选做充足的准备，不论是连任，还是换人，普选的定义再如何解释，每人一票的现实情况是避免不了的。这就是中央在考虑下届特首人选的时候，显得颇为踌躇的原因。最近的中央领导人也频频会晤香港高层，从胡锦涛与李嘉诚的面谈，到温家宝与吴康民的会晤，中央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寻找下届特首的适合人选。
但我们同样也应当看到，不论是李嘉诚还是吴康民，他们仍然是守旧派与保守势力的代表。与他们的会晤，其中蕴含了两层的含义在其中：其一，他们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需要在晚年得到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这种中央国家领导层次的单独会晤，正好能够给予这种意义。其二，在特首选情的关键时刻，高调的会晤，能够让建制派得到心理满足感，在特首的选情活动中，做到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本次的会面，积极的意义还是主流，说明温总理在关注着香港局势，并没有因为十八大的原因而把难题留给下任。
笔者一直有这样一个判断：2010-2020将是香港发展的“黄金十年”。从中央与泛民进行破冰会面，到通过2012政改，不论是中央还是泛民都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以适应对方。求大同存大异，将是未来十年香港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生存法则。在2020年立会普选尘埃落定之前，各政治派别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激烈的卡位战，不论是泛民还是建制，甚至港府，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与支持，必定紧跟民调，有些政党甚至会大幅度的调整其自身定位（从民主党赞同政改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所以说，香港的政治生态必将更加的激烈与动荡，试问一个一心“维稳”的特首将如何面对如此困局？
香港的稳定，并不是依靠某个特首或政党来维持的。造成现阶段各阶级之间形同水火、暴力游行示威层出不穷、戾气遍布社会各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流动性停滞等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各阶层没有通畅的表达诉求的渠道，这样的后果是使社会丧失凝聚力，进一步会严重到割裂族群，造成社会分裂与动荡。从香港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初衷来看，比例代表制的使用，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党独大的情形，同时又能够保护中小政党的利益。但比例代表制的弊端也是非常的明显，如果社会稳定，各个阶层对现状普遍满意，就非常适合比例代表制的实行。但香港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虽然香港的整体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但还是有很多贫苦族群在贫困线上下挣扎；虽然香港的政府清廉指数全球领先，但年轻人对于民主政治的渴望同样非常迫切；虽然香港背靠大陆支持得以迅速发展，但随着大陆进一步开放与经济重心的北移，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能维持多久，是一个未知数。
就是这样的现实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特首，这些眼前的问题如何解决，香港不缺“打工仔”特首，香港需要“大政治家”特首。“黄金十年”同样可以变成“青铜十年”，如果特首没有解决矛盾的能力，香港回到青铜时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十年是非常关键的阶段，应当说中央对香港的控制力能否深入就在这十年。我们应当看到，“维稳”应该是基本要求，而不是最终要求，如果以能否“维稳”来划线，中央将逐渐失去对香港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普选的进程虽然缓慢，但绝对是潮流，这个历史潮流是谁都不能够阻碍的，当历史的洪水逐渐淹没脚踝的时候，千万不要发现我们的地基其实还没有打好。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香港政制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2011.03.29
通过研究香港政制发展，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中央与泛民，这对博弈双方的主角，就好似在一间黑暗的房间内手牵手走迷宫。显然,在黑暗的房间中，双方并不知道最终的出口究竟在哪里，但也不愿意在漆黑的房间中丢掉对方，所以，只能够极不情愿的互相牵着手，摸索着寻找光明的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一幕，我们还是需要从双方的内心最深处寻找答案。这种答案是双方不可名状的潜规则，只需要点到为止，绝对不会出现在阳光下，我们只需要从双方各自的需求进行分析，便可以窥探其中一二。
中央在半路杀出收回香港政权，从内心深处是充满了骄傲与自豪的。但碍于港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逐渐增强，中央现时对香港的管制，确实有些进退维谷。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直接导致了中央对治港政策的混乱与矛盾，很多人惊呼看不懂中央的政策，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中央的管制心态，就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
首先，从中央的本意出发，还是希望香港能够繁荣昌盛的。因为如果香港逐渐没落沦为死城，中央的管制方式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这是中央的大忌，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结果。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发展的欣欣向荣，一旦回到中央手中，就逐渐没落，只能说明要不就是中央的管制方式出现问题，要不就是中央的官员智商太低。所以，中央也在竭力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从政改中中央与民主党突然达成协议，证明了中央在管制香港事务方面的良苦用心。其次，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发生在香港的各种抗议活动，即时消息通过网络可以非常迅速的传入中国内地并广泛传播。这是中央现阶段最担忧的事情之一。我们知道，中央在内地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管制方式，其通过花费高昂的维稳费用，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但如果香港发生与内地产生共鸣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难免不会波及国内，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从前几天，泛民扬言要进行“紫荆花革命”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央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最后，中央同样需要泛民不时的出来游行抗议，以表示香港还是具有非常民主自由的特别行政区。同样，中央也需要香港作为一面旗帜来进行宣传，不论是从统战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香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保持香港一定范围的政治自由，对中央的外交政策绝对能够产生正面积极影响。试想如果香港在中央治下成为一言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绝对不利于中央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泛民的政治家能够在港人中获得普遍支持，靠的不是其自身具有多么出色的政治远见与领导力，而是一种悲情战术。这种悲情战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把自己处于弱小的地位，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悲情战术往往非常管用。可以说，在泛民与中央的对抗中，泛民的确处于非常弱势的一方，泛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客观现实，在各种选举中为了选票而大打悲情牌。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中央的强势地位，造成了泛民能够灵活的运用此战术，并乐此不疲。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中央能不能放下身段，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放弃现在的既得利益，充分给予港人以自由民主，做到比泛民还民主，同时占据泛民赖以生存的道德高地，让泛民失去生长的土壤，这时的泛民恐怕除了更加激进，没有什么更好的生存方式了。泛民现今的竞选口号是“双普选”，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真正实行双普选，将来的建制派绝对不会像现在这般如此不遗余力的维护商界利益。同样，建制派为了选票，也会对民意进行妥协，并在商界的支持下走一条比较中性的路线。这样的政治生态，从利益格局上来说，对泛民其实并不是利好。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泛民中的三大政党并不具有执政理念，他们所擅长的是占据道德高地，根据民意对政策或支持或反对进行政治投机。其政治取态并不像欧美成熟政党般稳定，而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民意决定自身的立场。这就会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议员的态度如果紧跟选民的意愿，将逐渐形成民粹主义。议员应当是在尊重选民意愿的基础上，从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目的出发，作出适合的政治选择。但泛民显然并不具备这样长远的政治眼光。
泛民不论政治光谱如何偏激，毕竟拿到港人授权行使权力，如果中央强力压制其生存空间，逼迫泛民采取极端行动，才是中央真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央在对待泛民的民主诉求时，一时也颇为忌惮，既不能够完全满足泛民的需求，同时也要照顾到泛民的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央一时拿泛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泛民对中央也从没有进行根本上的否定，而是进行有限的抗争。
泛民在与中央的博弈中，招数并不多，除了大打民主自由牌，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执政理念，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泛民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 泛民在未来10年中的斗争目标已由比较空泛的双普选，逐渐过渡到一城一池的阵地战。由于中央一直坚持功能组别这种小圈子选举形式，泛民可以利用港人对其的厌恶心理，获得较多的同情加分。从民主党与中央最近达成的政改协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泛民已经放弃2012双普选，甚至可以断言泛民对2020的双普选也并非乐观.但并不是说泛民不会主张这个旗号，他们反而会利用这面大旗在与中央的谈判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泛民知道中央的底线是绝对不允许出现泛民背景的特首或执政党，所以在今后10年的政治部署中，泛民将会把议席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来实现。如果能够成功踢走功能组别，控制多数议席，是泛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不能够废除功能组别，泛民将利用政治谈判或街头斗争，逐渐渗透功能组别，扩大功能组别的选票基础，造成形式上的普选，这种结果也是泛民乐于接受的。
中央透过利益输送间接控制香港，这条道路将会越走越窄，在没有政治魄力的特首与跛脚政府管制下，香港的未来将十分暗淡。新近特首热门人选的争夺逐渐白热化，但从港人对此冷漠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港人对这两人的政治前景都不报什么期望。这也怨不得港人政治冷漠，在唐和梁两人之间做选择，就好比左手与右手，大脑还是同一颗，怎么跳都逃不出如来佛的神掌。如果这时其中一人能够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比如复建居屋，其政治影响力绝对不亚于投向政坛的一颗核弹。但由于两位候选人的背景等客观条件所限，加上选举资源皆掌握于他人手中，所以近期不可能出现强势政治领袖。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已经延续了十四年，中央与泛民在互相扯皮争斗中失去了互信的基础，从近期游行中逐渐增多的暴力事件，也表明了港人的忍耐已经临近极限。港人的生存状态其实也很痛苦，既没有新闻管制，同样也不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等政治权利。但就是在这种政治生态非常宽松的情况下，生硬的出现了特首选举委员会，分组点票，功能组别这些反潮流的东西，就是这种半自由的状态最无助与最无奈。明明手中握有选票，但总是离理想的公民社会产生差距，如果社会的主流是经历过港英时代上世纪的老人们，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也还是能够接受的；但现在主流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世代，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中央政府的恩赐，这就造成了香港社会的割裂，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以上的分析有意回避了香港社会中的香港本土势力，他们在香港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一般不会亲自上场来影响政局，而是有意回避曝光率并刻意保持低调，通常做法是寻找政治代理人进行公开活动。有人说如果想得到特首宝座，必须满足中央的祝福与港人的信任这两个条件，但如果特首人选不能让港土势力满意，即使成为特首，其执政道路也必将崎岖与坎坷。
中央在管治香港过程中，始终与港土势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一个外来政权，从中央的内心深处，对港土势力是充满了深深的怀疑情绪的。因为内地经济的发展与香港具有先天的差距，中央对香港并不能进行强势管理，为了能够对香港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够在与港土势力进行利益交换式的管治过程中达到双方的目的。其实如果中央能够从一开始收回香港后，就逐步进行本土化的工作，经过14年的积累，港人不会看不到中央的诚意，但中央选择了与港土势力交换利益的管治方式，令港人倍感心寒。经过十四年的沉淀，在港人的心中，中央已经逐渐沦为保守势力的代名词，这种植根于港人心中的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冲淡。
现在的问题不是香港能否选出称职的特首，而是特首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的魄力。如果还是选出一个类似曾特首般的“打工仔”，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将更加深刻。因为中央已经宣布了准普选路线图，在今后的10年间，香港社会必然进入一个更加剧烈动荡的政治剧变期，各种政治势力为了适应准普选路线图将出尽各种招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特首来进行全局的掌控，香港即将进入政治、经济、社会倒退的10年。
最近的特首选战一触即发，不论是唐或梁，都还是属于上一时代代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背景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劣势，在香港“黄金十年”（2010年-2020年）的发展高速期，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政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最近很热的一个政治明星是田北辰,他虽然身在商界，但言论颇为激进。从代表雇员力争最低工资，到深入基层体验贫困生活，你可以说他做秀，但他确实在代表了一批新思想的商界人士，他们的理念是：在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并适当照顾贫困的族群。这样的商界精英才是香港未来的方向。我在这里断言，田北辰的政治目标，绝非立会议员般简单，以他的背景与能力，当选立会议员将是他起飞的平台。
中央的出路在于能否尽快实现香港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与香港本土势力组成执政联盟，在充分信任港人的同时，自身亦要沉浸于香港社会生活中，细心聆听港人的声音，让真正有能力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同时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充分理解港人独立的精神世界，在不触碰中央管治底线的前提下，给予港人充分的政治自由裁量权。本土化的实施，需要时间的累积，距离2020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怎样充分利用这“黄金十年”，是考验中央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试金石。
通过研究香港政制发展，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中央与泛民，这对博弈双方的主角，就好似在一间黑暗的房间内手牵手走迷宫。显然,在黑暗的房间中，双方并不知道最终的出口究竟在哪里，但也不愿意在漆黑的房间中丢掉对方，所以，只能够极不情愿的互相牵着手，摸索着寻找光明的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一幕，我们还是需要从双方的内心最深处寻找答案。这种答案是双方不可名状的潜规则，只需要点到为止，绝对不会出现在阳光下，我们只需要从双方各自的需求进行分析，便可以窥探其中一二。
中央在半路杀出收回香港政权，从内心深处是充满了骄傲与自豪的。但碍于港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逐渐增强，中央现时对香港的管制，确实有些进退维谷。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直接导致了中央对治港政策的混乱与矛盾，很多人惊呼看不懂中央的政策，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中央的管制心态，就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
首先，从中央的本意出发，还是希望香港能够繁荣昌盛的。因为如果香港逐渐没落沦为死城，中央的管制方式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这是中央的大忌，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结果。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发展的欣欣向荣，一旦回到中央手中，就逐渐没落，只能说明要不就是中央的管制方式出现问题，要不就是中央的官员智商太低。所以，中央也在竭力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从政改中中央与民主党突然达成协议，证明了中央在管制香港事务方面的良苦用心。其次，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发生在香港的各种抗议活动，即时消息通过网络可以非常迅速的传入中国内地并广泛传播。这是中央现阶段最担忧的事情之一。我们知道，中央在内地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管制方式，其通过花费高昂的维稳费用，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但如果香港发生与内地产生共鸣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难免不会波及国内，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从前几天，泛民扬言要进行“紫荆花革命”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央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最后，中央同样需要泛民不时的出来游行抗议，以表示香港还是具有非常民主自由的特别行政区。同样，中央也需要香港作为一面旗帜来进行宣传，不论是从统战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香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保持香港一定范围的政治自由，对中央的外交政策绝对能够产生正面积极影响。试想如果香港在中央治下成为一言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绝对不利于中央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泛民的政治家能够在港人中获得普遍支持，靠的不是其自身具有多么出色的政治远见与领导力，而是一种悲情战术。这种悲情战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把自己处于弱小的地位，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悲情战术往往非常管用。可以说，在泛民与中央的对抗中，泛民的确处于非常弱势的一方，泛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客观现实，在各种选举中为了选票而大打悲情牌。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中央的强势地位，造成了泛民能够灵活的运用此战术，并乐此不疲。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中央能不能放下身段，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放弃现在的既得利益，充分给予港人以自由民主，做到比泛民还民主，同时占据泛民赖以生存的道德高地，让泛民失去生长的土壤，这时的泛民恐怕除了更加激进，没有什么更好的生存方式了。泛民现今的竞选口号是“双普选”，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真正实行双普选，将来的建制派绝对不会像现在这般如此不遗余力的维护商界利益。同样，建制派为了选票，也会对民意进行妥协，并在商界的支持下走一条比较中性的路线。这样的政治生态，从利益格局上来说，对泛民其实并不是利好。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泛民中的三大政党并不具有执政理念，他们所擅长的是占据道德高地，根据民意对政策或支持或反对进行政治投机。其政治取态并不像欧美成熟政党般稳定，而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民意决定自身的立场。这就会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议员的态度如果紧跟选民的意愿，将逐渐形成民粹主义。议员应当是在尊重选民意愿的基础上，从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目的出发，作出适合的政治选择。但泛民显然并不具备这样长远的政治眼光。
泛民不论政治光谱如何偏激，毕竟拿到港人授权行使权力，如果中央强力压制其生存空间，逼迫泛民采取极端行动，才是中央真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央在对待泛民的民主诉求时，一时也颇为忌惮，既不能够完全满足泛民的需求，同时也要照顾到泛民的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央一时拿泛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泛民对中央也从没有进行根本上的否定，而是进行有限的抗争。
泛民在与中央的博弈中，招数并不多，除了大打民主自由牌，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执政理念，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泛民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 泛民在未来10年中的斗争目标已由比较空泛的双普选，逐渐过渡到一城一池的阵地战。由于中央一直坚持功能组别这种小圈子选举形式，泛民可以利用港人对其的厌恶心理，获得较多的同情加分。从民主党与中央最近达成的政改协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泛民已经放弃2012双普选，甚至可以断言泛民对2020的双普选也并非乐观.但并不是说泛民不会主张这个旗号，他们反而会利用这面大旗在与中央的谈判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泛民知道中央的底线是绝对不允许出现泛民背景的特首或执政党，所以在今后10年的政治部署中，泛民将会把议席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来实现。如果能够成功踢走功能组别，控制多数议席，是泛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不能够废除功能组别，泛民将利用政治谈判或街头斗争，逐渐渗透功能组别，扩大功能组别的选票基础，造成形式上的普选，这种结果也是泛民乐于接受的。
中央透过利益输送间接控制香港，这条道路将会越走越窄，在没有政治魄力的特首与跛脚政府管制下，香港的未来将十分暗淡。新近特首热门人选的争夺逐渐白热化，但从港人对此冷漠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港人对这两人的政治前景都不报什么期望。这也怨不得港人政治冷漠，在唐和梁两人之间做选择，就好比左手与右手，大脑还是同一颗，怎么跳都逃不出如来佛的神掌。如果这时其中一人能够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比如复建居屋，其政治影响力绝对不亚于投向政坛的一颗核弹。但由于两位候选人的背景等客观条件所限，加上选举资源皆掌握于他人手中，所以近期不可能出现强势政治领袖。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已经延续了十四年，中央与泛民在互相扯皮争斗中失去了互信的基础，从近期游行中逐渐增多的暴力事件，也表明了港人的忍耐已经临近极限。港人的生存状态其实也很痛苦，既没有新闻管制，同样也不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等政治权利。但就是在这种政治生态非常宽松的情况下，生硬的出现了特首选举委员会，分组点票，功能组别这些反潮流的东西，就是这种半自由的状态最无助与最无奈。明明手中握有选票，但总是离理想的公民社会产生差距，如果社会的主流是经历过港英时代上世纪的老人们，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也还是能够接受的；但现在主流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世代，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中央政府的恩赐，这就造成了香港社会的割裂，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以上的分析有意回避了香港社会中的香港本土势力，他们在香港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一般不会亲自上场来影响政局，而是有意回避曝光率并刻意保持低调，通常做法是寻找政治代理人进行公开活动。有人说如果想得到特首宝座，必须满足中央的祝福与港人的信任这两个条件，但如果特首人选不能让港土势力满意，即使成为特首，其执政道路也必将崎岖与坎坷。
中央在管治香港过程中，始终与港土势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一个外来政权，从中央的内心深处，对港土势力是充满了深深的怀疑情绪的。因为内地经济的发展与香港具有先天的差距，中央对香港并不能进行强势管理，为了能够对香港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够在与港土势力进行利益交换式的管治过程中达到双方的目的。其实如果中央能够从一开始收回香港后，就逐步进行本土化的工作，经过14年的积累，港人不会看不到中央的诚意，但中央选择了与港土势力交换利益的管治方式，令港人倍感心寒。经过十四年的沉淀，在港人的心中，中央已经逐渐沦为保守势力的代名词，这种植根于港人心中的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冲淡。
现在的问题不是香港能否选出称职的特首，而是特首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的魄力。如果还是选出一个类似曾特首般的“打工仔”，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将更加深刻。因为中央已经宣布了准普选路线图，在今后的10年间，香港社会必然进入一个更加剧烈动荡的政治剧变期，各种政治势力为了适应准普选路线图将出尽各种招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特首来进行全局的掌控，香港即将进入政治、经济、社会倒退的10年。
最近的特首选战一触即发，不论是唐或梁，都还是属于上一时代代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背景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劣势，在香港“黄金十年”（2010年-2020年）的发展高速期，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政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最近很热的一个政治明星是田北辰,他虽然身在商界，但言论颇为激进。从代表雇员力争最低工资，到深入基层体验贫困生活，你可以说他做秀，但他确实在代表了一批新思想的商界人士，他们的理念是：在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并适当照顾贫困的族群。这样的商界精英才是香港未来的方向。我在这里断言，田北辰的政治目标，绝非立会议员般简单，以他的背景与能力，当选立会议员将是他起飞的平台。
中央的出路在于能否尽快实现香港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与香港本土势力组成执政联盟，在充分信任港人的同时，自身亦要沉浸于香港社会生活中，细心聆听港人的声音，让真正有能力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同时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充分理解港人独立的精神世界，在不触碰中央管治底线的前提下，给予港人充分的政治自由裁量权。本土化的实施，需要时间的累积，距离2020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怎样充分利用这“黄金十年”，是考验中央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试金石。
从社民连的分裂，看泛民政治光谱的扩张
2011.03.18
社民连作为香港本土激进势力的代表，一直都处于政治光谱极左的位置。象这样激进的小型政党，只有在比例代表制的土壤中，才能够生存。换句话说，在比例代表制的影响下，只有不断去细分政治光谱，才能够利用有限资源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
社民连在年轻人中拥有很强的号召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80后逐渐掌控社会的主动脉，新生代的思维方式将逐渐占据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缺乏强势政府管制下，议会将渐渐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源泉，其凭借民意的授权，在政策价值取向中的角色将愈发重要。其占据道德制高点，不必过分担心政治平衡、社会分化等实际困难，只需紧跟民意主流行事就万事大吉。这样的结果就直接导致了政治家的民意至上论，这种趋势危险的地方在于，所有政治家都普遍缺乏长远规划，只注重眼前的政治得失，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社民连是次闹分裂，表面看是因为党内不同派别之间水火不容，但从其分裂后民调降低的同时知名度大增分析，这次的分裂，总让人感觉像是在演戏。社民连代表港土激进势力，历来选票都比较固定，社民连三子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铁票团队，只要不出现非常意外的结果，社民连的三个席位应该是所有议员中比较稳定的类型。这就导致了激进势力中的第二梯队的不满，如果采取党内民主报名，随意参选的策略，将大大分流激进派的票源。万一出现偏差，有可能出现激进派三席不保的情况。
如果社民连采取自我分裂的方式，将有如下好处。首先，炒热知名度。社民连这种类型的政党，属于典型的议题政党，本身不具备执政能力，只有通过炒热社会议题，利用府院矛盾，达到自我曝光的目的。这次的分裂，不论建制派媒体还是泛民媒体，都给予了密集的报道，虽然报道的角度与立场不尽相同，但结合网络的快速传播速度，迅速炒热了人民力量这个新兴政党，使人民力量在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积攒够了知名度。其次，为第二梯队搭桥铺路。由于激进泛民的票源比较固定，如果大家拥挤在社民连这一艘船上，将会面临人多票少的困局。社民连的这次分裂距离12年的立法会选举正好一年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这个时间段，其长度正好可以打一场选举战，而不会令选民感到厌烦。最后，与其他泛民政党呼应。泛民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但互相之间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比如社民连占据泛民的激进阵地：公民党从“五区公投”后博得泛民中间大多数的同情：民主党在政改投赞成票后，急剧向中间靠拢，迫切想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梯队层次，可以说是政党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后，逐渐找准自己适应的政治光谱，在自己的光谱中努力经营，扩大影响。因为香港各政党都知道，在比例代表制下，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完全照顾到各阶层各派别的利益，只有不断挖掘票源深度，才能够在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下，取得稳定的成绩。
可以说，社民连这次的分裂，应该和一个人有重要关系，他就是杨苏棣。杨苏棣（Steven Young），创造了“颜色革命”，为此他获得国务卿颁发的最高荣誉证书，并在2006年被委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处长的“美差”，更于2010年3月到中国香港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总领事，任期到2013年。杨苏棣上任整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泛民条块分割之逐渐清晰，相互分合进退之自如，集体否决政府议案之决然，表明了泛民是在一个设计好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的。
杨苏棣2010年三月上任，六月民主党与中央达成政改协议，其中民主党转型之剧烈为大家所诟病。有人分析中央与民主党会存在台下交易，并猛烈抨击民主党出卖民主求荣。通过分析，民主党应当不会与中央存在不见光的台底交易，毕竟与中央达成政改协议，已经对民主党产生能否坚持民主理想的怀疑，如果存在台底交易，万一曝光，对老牌政党--民主党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民主党高层还不至于为了达成政改协议，将政党置于承受如此重大风险的地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老牌民主政党，成为这次政改的积极响应者。我们从李柱铭的言行中分析，便可初见端倪。当李柱铭听闻民主党即将于中央就政改达成协议，一开始态度强烈以退党相要挟，到后来出外旅游归来后，态度180°大转弯，表示将继续留在民主党内发挥光热，这就令人怀疑其外出旅游的真实性。
从泛民各政党的现阶段表现来看，虽然其能够在杨苏棣的影响下，达成某种默契。但是，由于泛民各党派之间的历史宿怨等因素，短期内期望泛民步调高度一致也是不现实的。现阶段泛民的步骤是先牢牢占据属于自己的政治光谱，尽可能多的在利用比例代表制取得更多的议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社民连作为香港本土激进势力的代表，一直都处于政治光谱极左的位置。象这样激进的小型政党，只有在比例代表制的土壤中，才能够生存。换句话说，在比例代表制的影响下，只有不断去细分政治光谱，才能够利用有限资源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
社民连在年轻人中拥有很强的号召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80后逐渐掌控社会的主动脉，新生代的思维方式将逐渐占据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缺乏强势政府管制下，议会将渐渐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源泉，其凭借民意的授权，在政策价值取向中的角色将愈发重要。其占据道德制高点，不必过分担心政治平衡、社会分化等实际困难，只需紧跟民意主流行事就万事大吉。这样的结果就直接导致了政治家的民意至上论，这种趋势危险的地方在于，所有政治家都普遍缺乏长远规划，只注重眼前的政治得失，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社民连是次闹分裂，表面看是因为党内不同派别之间水火不容，但从其分裂后民调降低的同时知名度大增分析，这次的分裂，总让人感觉像是在演戏。社民连代表港土激进势力，历来选票都比较固定，社民连三子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铁票团队，只要不出现非常意外的结果，社民连的三个席位应该是所有议员中比较稳定的类型。这就导致了激进势力中的第二梯队的不满，如果采取党内民主报名，随意参选的策略，将大大分流激进派的票源。万一出现偏差，有可能出现激进派三席不保的情况。
如果社民连采取自我分裂的方式，将有如下好处。首先，炒热知名度。社民连这种类型的政党，属于典型的议题政党，本身不具备执政能力，只有通过炒热社会议题，利用府院矛盾，达到自我曝光的目的。这次的分裂，不论建制派媒体还是泛民媒体，都给予了密集的报道，虽然报道的角度与立场不尽相同，但结合网络的快速传播速度，迅速炒热了人民力量这个新兴政党，使人民力量在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积攒够了知名度。其次，为第二梯队搭桥铺路。由于激进泛民的票源比较固定，如果大家拥挤在社民连这一艘船上，将会面临人多票少的困局。社民连的这次分裂距离12年的立法会选举正好一年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这个时间段，其长度正好可以打一场选举战，而不会令选民感到厌烦。最后，与其他泛民政党呼应。泛民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但互相之间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比如社民连占据泛民的激进阵地：公民党从“五区公投”后博得泛民中间大多数的同情：民主党在政改投赞成票后，急剧向中间靠拢，迫切想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梯队层次，可以说是政党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后，逐渐找准自己适应的政治光谱，在自己的光谱中努力经营，扩大影响。因为香港各政党都知道，在比例代表制下，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完全照顾到各阶层各派别的利益，只有不断挖掘票源深度，才能够在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下，取得稳定的成绩。
可以说，社民连这次的分裂，应该和一个人有重要关系，他就是杨苏棣。杨苏棣（Steven Young），创造了“颜色革命”，为此他获得国务卿颁发的最高荣誉证书，并在2006年被委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处长的“美差”，更于2010年3月到中国香港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总领事，任期到2013年。杨苏棣上任整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泛民条块分割之逐渐清晰，相互分合进退之自如，集体否决政府议案之决然，表明了泛民是在一个设计好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的。
杨苏棣2010年三月上任，六月民主党与中央达成政改协议，其中民主党转型之剧烈为大家所诟病。有人分析中央与民主党会存在台下交易，并猛烈抨击民主党出卖民主求荣。通过分析，民主党应当不会与中央存在不见光的台底交易，毕竟与中央达成政改协议，已经对民主党产生能否坚持民主理想的怀疑，如果存在台底交易，万一曝光，对老牌政党--民主党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民主党高层还不至于为了达成政改协议，将政党置于承受如此重大风险的地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老牌民主政党，成为这次政改的积极响应者。我们从李柱铭的言行中分析，便可初见端倪。当李柱铭听闻民主党即将于中央就政改达成协议，一开始态度强烈以退党相要挟，到后来出外旅游归来后，态度180°大转弯，表示将继续留在民主党内发挥光热，这就令人怀疑其外出旅游的真实性。
从泛民各政党的现阶段表现来看，虽然其能够在杨苏棣的影响下，达成某种默契。但是，由于泛民各党派之间的历史宿怨等因素，短期内期望泛民步调高度一致也是不现实的。现阶段泛民的步骤是先牢牢占据属于自己的政治光谱，尽可能多的在利用比例代表制取得更多的议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王光亚与泛民能否平等对话？
2011.03.10
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将是其履新后的首次高调亮相，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访问成果。作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王的到访必然将十分高调，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友好亲切的会谈，最后赚足眼球并满意而归，如果能够按照以上的剧本来排练，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但是最近泛民要求与王光亚会面的公开信已经送出，王光亚的这次访港之行，能否与泛民会面将成为全港乃至全国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更有言论谈及，双方能否成功会面，已经成为检验王是否开明的一块试金石。
泛民现在的心情用最近非常流行的仓央嘉措的诗来形容，就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泛民作为代表香港民意的一部分，不管你对他的言行或政论有任何不满，但是你绝对不能忽视他的存在。王作为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到访香港如果不与立会议员进行会面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进行会面，个中的忌讳，却迫使王不得不认真考虑其政治后果。泛民的议员中有一些身兼多职，其中中央最忌讳的当属支联会。假如泛民在与王的会面中，提出若干超出香港本土的敏感话题，王将如何应对？如果泛民逼问普选路线图，王将如何回答？如果泛民强烈要求解释普选定义，王将怎样定义？如果黄毓民等当场爆粗口，甚至再次掷蕉，王将情何以堪？总之，如果与泛民会面，不可预料的事件太多太敏感，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王及政府的管治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到底见不见泛民？见了之后谈些什么内容？本文尝试从旁观者角度来进行演绎与解读，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另一种思路。
王光亚如果不见泛民议员，公开的说辞必定是泛民议员中的支联会身份。在李刚历史性会见民主党后，民主党就再也没有走进西环的大门，看起来是次的破冰会面，确实是中央为了政改而作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说中央与民主党已经释怀。在此背景下，如果王光亚以此作为理由，不与泛民进行会面，确实也符合中央政府官员的一贯行事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刚履新的主管港澳事务的高级官员，首次拜访香港社会，不与占立会1/3的泛民代表会面，于情于理却也说不通。中央收回香港后，大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主要目的就是努力使港人信任中央，相信中央一定会让香港未来更美好。但是如果王光亚拒绝与泛民进行会面，港人势必会怀疑中央政府是否可以为了香港的未来，放下政治偏见，与泛民在谈判桌前共同就香港的未来描绘蓝图。
如果这次不与泛民议员见面，对王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中央这次把王安排到这个位置，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王多年的外交经验，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工作多年，处理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应当不在话下。如果这次连面都不敢见，就显得有些小气了，以后再去香港是不是需要绕着泛民走呢？本身泛民就以占领道德高地为生存土壤，王如果怯阵不敢见面，等于亲手为泛民赖以生存的土壤提供养料。香港市民会愈加轻视港府，作为中央在香港的管治力量，港府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泛民会利用本次事件，充分证明中央在治港过程中是存私心的，不会为了港人的长远利益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利用本次事件大做文章，把区议会选举泛政治化，利用各种议题挑逗起港人反抗的神经，达到催谷选票的目的。
如果这次能够成功会面，如前文所述，其中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而且王在党内还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在与泛民交往中，受到诸多外事纪律钳制，稍有不慎，交谈内容及其容易被泛民曲解误读，造成严重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从政策延续性的角度分析，王光亚即使上任后想开创一些新气象，也要考虑与他的前任--廖晖的行事风格是否统一协调，即便不用与廖的理念非常融洽，但从执政的延续性方面考量也不能够反差太大，否则中央的管制权威将进一步消弱。廖晖的执政风格是比较低调的，在任期间，他很少就港澳事务公开发表言论，属于四平八稳型的干部。但由于其没有政治野心，遵循守旧，忽视香港深层次矛盾，导致香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民怨沸腾，族群撕裂，地产霸权，这些也都是不争的事实。
泛民作为议题政党，炒作任何可以利用的话题都是他们基本功。如果泛民抓住这次会面大做文章，利用全港媒体空前关注的时机，趁机炒作自己，为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则王光亚就会成为泛民手中的政治筹码，这样亏本的买卖，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事情，谁人会去做呢？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好像王光亚已经进退维谷，不论是见与不见，都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后果，我们能否为王的访问设计一条中间路线呢？既能够让履新的王光亚展示其开明的一方面，又同时了解和接触香港社会不同的声音，还能够照顾到中央的政策的连贯性，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来进行运作。
如果同全体泛民议员会面，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可取；如果不同泛民见面，同样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一样不可取。那么我们换另一种思路进行考量，能否与上次进行破冰会谈的“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进行会面？为什么单单提取出“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这是因为其他泛民组织，不论是公民党还是社民连，其自身都具有令中央不能容忍的种种行径。首先社民连属于香港极端左倾组织，以出位的言论和行为在立会与街头进行所谓的革命抗争，这是中央最忌讳的一种社会行为，在茉莉花开放后的埃及影响下，中央会更加严厉控制这种街头政治，更谈不上与这些政治家进行高层会谈。其次公民党，在余若薇与特首辩论后，其泛民共主的地位若隐若现。在泛民缺乏政治领袖的情况下，余若薇作为泛民的代表，与特首的辩论出尽风采，在市民中形成强大号召力，如果这次能够与王进行会面，将更加强化其强势地位，视其做大做强对中央及港府将形成强大威胁。最后，泛民中最具有分量的民主党进入我们的视线。民主党在政改中的表现，已经完全从反对派中蜕变为成熟政党，成熟政党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在关键决策时，不单以民意进行投票依据，而是从有益于政党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进行利益的取舍。
政改后，民主党的政治光谱已经向中间地带转移，其能够放弃“普选”的政治理想，与港府（中央）达成协议，本身亦承担着极其危险的政治后果。极有可能只此一役，便尽失其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版图，其中的辛酸恐怕只有民主党人自己才知个中滋味。中央在政改关键阶段，派出中联办的李刚与民主党进行破冰会面，说明中央在政改的关键时刻，也不完全是刻板教条、死硬僵化而不会变通。既然李刚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那么这次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不论对于中央、港府、还是民主党，都会是三赢的结局。
民主党在政改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政党定位的问题，在其他泛民政党的左右夹攻之下，民主党在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地位略显尴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主张对话与协商的民主党在以后的选举中步步败退，会对倾向中间派的泛民产生消极影响，认为与中央谈判后，面临着被泛民主流抛弃的危险，还不如守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中央下次需要分化泛民时，可能就不会有第二个民主党了。所以，中央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应当稳住民主党这块阵地，利用民主党的偏中间政党身份，其中双方可做的文章异常丰富。民主党和李刚会面后，如果能够与一位重量级中央官员继续进行高规格会面，将严重打击激进泛民的扩张势头，令港人认为中央不是不与泛民进行接触，而是需要与成熟后的泛民政党才能平等对话。
如上所述，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晤，将大大有利于缓解香港深层次矛盾，把泛民的街头抗争引导到温和的路线上来，对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温和派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这些设想都是建立在双方能够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不过从公开的资料来分析，想要达到这样的信任基础，双方需要做的功课还是很多的。
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将是其履新后的首次高调亮相，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访问成果。作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王的到访必然将十分高调，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友好亲切的会谈，最后赚足眼球并满意而归，如果能够按照以上的剧本来排练，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但是最近泛民要求与王光亚会面的公开信已经送出，王光亚的这次访港之行，能否与泛民会面将成为全港乃至全国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更有言论谈及，双方能否成功会面，已经成为检验王是否开明的一块试金石。
泛民现在的心情用最近非常流行的仓央嘉措的诗来形容，就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泛民作为代表香港民意的一部分，不管你对他的言行或政论有任何不满，但是你绝对不能忽视他的存在。王作为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到访香港如果不与立会议员进行会面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进行会面，个中的忌讳，却迫使王不得不认真考虑其政治后果。泛民的议员中有一些身兼多职，其中中央最忌讳的当属支联会。假如泛民在与王的会面中，提出若干超出香港本土的敏感话题，王将如何应对？如果泛民逼问普选路线图，王将如何回答？如果泛民强烈要求解释普选定义，王将怎样定义？如果黄毓民等当场爆粗口，甚至再次掷蕉，王将情何以堪？总之，如果与泛民会面，不可预料的事件太多太敏感，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王及政府的管治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到底见不见泛民？见了之后谈些什么内容？本文尝试从旁观者角度来进行演绎与解读，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另一种思路。
王光亚如果不见泛民议员，公开的说辞必定是泛民议员中的支联会身份。在李刚历史性会见民主党后，民主党就再也没有走进西环的大门，看起来是次的破冰会面，确实是中央为了政改而作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说中央与民主党已经释怀。在此背景下，如果王光亚以此作为理由，不与泛民进行会面，确实也符合中央政府官员的一贯行事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刚履新的主管港澳事务的高级官员，首次拜访香港社会，不与占立会1/3的泛民代表会面，于情于理却也说不通。中央收回香港后，大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主要目的就是努力使港人信任中央，相信中央一定会让香港未来更美好。但是如果王光亚拒绝与泛民进行会面，港人势必会怀疑中央政府是否可以为了香港的未来，放下政治偏见，与泛民在谈判桌前共同就香港的未来描绘蓝图。
如果这次不与泛民议员见面，对王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中央这次把王安排到这个位置，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王多年的外交经验，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工作多年，处理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应当不在话下。如果这次连面都不敢见，就显得有些小气了，以后再去香港是不是需要绕着泛民走呢？本身泛民就以占领道德高地为生存土壤，王如果怯阵不敢见面，等于亲手为泛民赖以生存的土壤提供养料。香港市民会愈加轻视港府，作为中央在香港的管治力量，港府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泛民会利用本次事件，充分证明中央在治港过程中是存私心的，不会为了港人的长远利益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利用本次事件大做文章，把区议会选举泛政治化，利用各种议题挑逗起港人反抗的神经，达到催谷选票的目的。
如果这次能够成功会面，如前文所述，其中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而且王在党内还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在与泛民交往中，受到诸多外事纪律钳制，稍有不慎，交谈内容及其容易被泛民曲解误读，造成严重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从政策延续性的角度分析，王光亚即使上任后想开创一些新气象，也要考虑与他的前任--廖晖的行事风格是否统一协调，即便不用与廖的理念非常融洽，但从执政的延续性方面考量也不能够反差太大，否则中央的管制权威将进一步消弱。廖晖的执政风格是比较低调的，在任期间，他很少就港澳事务公开发表言论，属于四平八稳型的干部。但由于其没有政治野心，遵循守旧，忽视香港深层次矛盾，导致香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民怨沸腾，族群撕裂，地产霸权，这些也都是不争的事实。
泛民作为议题政党，炒作任何可以利用的话题都是他们基本功。如果泛民抓住这次会面大做文章，利用全港媒体空前关注的时机，趁机炒作自己，为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则王光亚就会成为泛民手中的政治筹码，这样亏本的买卖，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事情，谁人会去做呢？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好像王光亚已经进退维谷，不论是见与不见，都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后果，我们能否为王的访问设计一条中间路线呢？既能够让履新的王光亚展示其开明的一方面，又同时了解和接触香港社会不同的声音，还能够照顾到中央的政策的连贯性，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来进行运作。
如果同全体泛民议员会面，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可取；如果不同泛民见面，同样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一样不可取。那么我们换另一种思路进行考量，能否与上次进行破冰会谈的“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进行会面？为什么单单提取出“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这是因为其他泛民组织，不论是公民党还是社民连，其自身都具有令中央不能容忍的种种行径。首先社民连属于香港极端左倾组织，以出位的言论和行为在立会与街头进行所谓的革命抗争，这是中央最忌讳的一种社会行为，在茉莉花开放后的埃及影响下，中央会更加严厉控制这种街头政治，更谈不上与这些政治家进行高层会谈。其次公民党，在余若薇与特首辩论后，其泛民共主的地位若隐若现。在泛民缺乏政治领袖的情况下，余若薇作为泛民的代表，与特首的辩论出尽风采，在市民中形成强大号召力，如果这次能够与王进行会面，将更加强化其强势地位，视其做大做强对中央及港府将形成强大威胁。最后，泛民中最具有分量的民主党进入我们的视线。民主党在政改中的表现，已经完全从反对派中蜕变为成熟政党，成熟政党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在关键决策时，不单以民意进行投票依据，而是从有益于政党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进行利益的取舍。
政改后，民主党的政治光谱已经向中间地带转移，其能够放弃“普选”的政治理想，与港府（中央）达成协议，本身亦承担着极其危险的政治后果。极有可能只此一役，便尽失其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版图，其中的辛酸恐怕只有民主党人自己才知个中滋味。中央在政改关键阶段，派出中联办的李刚与民主党进行破冰会面，说明中央在政改的关键时刻，也不完全是刻板教条、死硬僵化而不会变通。既然李刚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那么这次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不论对于中央、港府、还是民主党，都会是三赢的结局。
民主党在政改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政党定位的问题，在其他泛民政党的左右夹攻之下，民主党在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地位略显尴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主张对话与协商的民主党在以后的选举中步步败退，会对倾向中间派的泛民产生消极影响，认为与中央谈判后，面临着被泛民主流抛弃的危险，还不如守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中央下次需要分化泛民时，可能就不会有第二个民主党了。所以，中央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应当稳住民主党这块阵地，利用民主党的偏中间政党身份，其中双方可做的文章异常丰富。民主党和李刚会面后，如果能够与一位重量级中央官员继续进行高规格会面，将严重打击激进泛民的扩张势头，令港人认为中央不是不与泛民进行接触，而是需要与成熟后的泛民政党才能平等对话。
如上所述，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晤，将大大有利于缓解香港深层次矛盾，把泛民的街头抗争引导到温和的路线上来，对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温和派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这些设想都是建立在双方能够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不过从公开的资料来分析，想要达到这样的信任基础，双方需要做的功课还是很多的。
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如何相互信任？
2011.02.20
王光亚的一句“井水不犯河水”，令香港社会舆论大哗。本次事件是王光亚上任后，首次对香港政论发表评论。但不论官媒还是泛民，对王光亚此番言论的评价都颇为负面。本次事件对香港政治发展影响深远，直接造成建制与中央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次的摩擦，不是发生在中央与泛民这对老冤家，而是发生在一直视为自己人的建制派中的港区人大代表。这些红色代理人，一直是中央多年花大力气统战的对象，是中央的政策在香港的具体执行人。多年的亲密合作为何最近出现裂痕？建制派与中央的关系是否如外界描述般美好？中央的治港政策是否因廖退王上而发生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央的治港政策，总体就是摇摆于中央政权是否在香港本土化的过程。稍具政治敏感性的人，都能够从王的讲话中嗅出中央与建制之间的不和谐。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一直与建制之间无法充分信任合作。从香港回归时，中央迫于谈判，抛出“港人治港”的政治主张，赢得全世界一片喝彩之声。这种主张虽然赢得满堂彩，但从管制香港的角度来讲，却为将来的执政埋下深深的伏笔。中央既然不能直接干预香港行政，必然需要寻找代理人来进行间接操控。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香港不是10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首先不提英国政府苦心经营100年，单单现在华人世界的“超级港商”，对中央政权在香港的管制权威的威胁就非常巨大。“超级港商”不单操控香港的经济命脉，其通过人事安排、立会选举、收买舆论等等手段，进而达到完全掌控香港之目的。我们知道，权力的争夺，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中央与建制的合作，本身就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合作初期，中央为了政权能够顺林过渡，应当对建制的利益做出背书，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在管制香港初期不得已而为之。
中央与建制妥协出董作为共同的代理人，对中央来说也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是有“港人治港”这个大魔咒套在头顶，中央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派自己的干部来管制香港的。后来从人大的主动释法，再到中联办与民主党直接对话，在不远的将来，相信如果港土势力没有强势的领导人来执政，香港泛中国化的进程将逐渐加快。合作初期，中央与建制还是度过了一段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随着董代表的本土势力逐渐顶替英国政府留下的权力真空，加上董本人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家素质，逐渐与中央的治港理念发生偏差。中央对董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3年的大游行是分水岭，董所代表的本土势力在其后的两年中受到中央与民意的双重打压，步步后退，于05年脚痛下台。
董的下台，官方说法是因为健康原因，但我们都知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见不合。03年底，董在准备04年施政报告时，原计划大篇幅提出07特首选举和08立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以之列入04年施政议程中。大家都可以预计，这项检讨在香港全面展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双普选」。所以，中央紧急叫停了董的这项计划，迫使董脚痛下台。董作为港土势力的代表，在执政理念中必然会向有利于扩大香港本土势力的方向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一是逐渐妥协，彻底本土化，融入香港“超级港商”的圈子，坐视“超级港商”不顾民生疯狂聚敛财富。不过中央对香港的期望远不止这些，从温家宝“深层次矛盾”中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的未来还是很期待的。二是及时更换代理人。从中央此后一系列的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03年的游行，是否真如大家所看到的仅仅是为了反对“23”条？背后有没有中央为了迫使董下台，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从现在的档案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真正的答案应当埋藏在董老的心中吧！
中央吸取董失败的教训后，摒弃了当时呼声很高的唐英年和梁振英，选择了公务员系统的曾荫权，将必然弱化港土势力在政府中的影响。曾荫权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在喊出了“我要做好这份工”的同时向中央表示宣誓效忠，并表明自己并非政治家，只是一个打工仔。这才是中央与建制最喜欢的代理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只要能够胜任工作，积极配合，不出差错，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圆满的完成就是成功。可以说香港在曾荫权时期已经进入泛中国化的轨道，不论是香港特有的经济体制还是政治制度在中央权威体制冲撞下已经逐渐瓦解。连港人引以为傲的公务员系统，也在权力的重压下逐步向权贵低头谄媚。
当王光亚说出了“井水不犯河水”论之后，则标志着中央在香港本土化的全面溃败。预示着未来可能中央会更加深入对香港进行直接管制，比如在关键问题上抛开建制与港府，直接与泛民展开对话。既然中央的利益与建制的利益不能完全统一，在回归14年后，中央与建制的关系也即将作出一些调整。随着港澳办的易帅，这种特征将更加明显：王的战场一直在国际外交领域，这种职业的特点有些类似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需要王依靠个人的能力与经验来谈判、协商与沟通。可以说中央派王执掌港澳办，并不是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建制派愈早接受这个结果，愈能够在未来的政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PS：如果本次事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则会得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结论。我们暂且认为王光亚刚刚上任港澳办主任这个职位，对这个职位的了解还处于摸索阶段，还不是很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媒体问及赵连海案，被迫运用外交惯性思维回答问题，导致社会反弹。如是以上分析，则说明问题并不是十分严重，对裂痕的修复也相对简单，只需说明或解释清楚此番言论并不是针对具体人或事，加以进一步释放友好信号即可弥补裂痕。
王作为职业外交官，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在国与国的关系，讲究的是不卑不亢，谋定而后动。在管制香港上，如果还是照搬外交工作思维方式，必定引起港人反弹。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也需要运用其丰富的外交经验，但其管制本质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王不能充分理解这一层意义，必将陷入外交、内政混淆不行的困局。王今后还将经常遇到这样的局面，香港的媒体不似国内媒体般“讲政治”，王将遭遇其他国内官员不曾面对的各种新挑战。
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王的幕僚是不称职的。幕僚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提前预判意外的话题与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应急预案。赵连海事件在当时属于热点社会话题，虽然在国内受到压制没有成为舆论中心。但是在香港，由于泛民持续炒热，该案成为社会话题并一步发酵，导致建制迫于舆论压力，也必然跟进。建制一直自持与中央关系密切，在赵案中如能与中央形成良心互动，必然提升建制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可能。赵案本不属于非常意外的话题，在预判时应当作为主要的议题进行圆桌讨论，综合各种意见，提出恰当的应对方法，尽量避免出现临时性、意外性、随意性的情况发生。
王光亚的一句“井水不犯河水”，令香港社会舆论大哗。本次事件是王光亚上任后，首次对香港政论发表评论。但不论官媒还是泛民，对王光亚此番言论的评价都颇为负面。本次事件对香港政治发展影响深远，直接造成建制与中央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次的摩擦，不是发生在中央与泛民这对老冤家，而是发生在一直视为自己人的建制派中的港区人大代表。这些红色代理人，一直是中央多年花大力气统战的对象，是中央的政策在香港的具体执行人。多年的亲密合作为何最近出现裂痕？建制派与中央的关系是否如外界描述般美好？中央的治港政策是否因廖退王上而发生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央的治港政策，总体就是摇摆于中央政权是否在香港本土化的过程。稍具政治敏感性的人，都能够从王的讲话中嗅出中央与建制之间的不和谐。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一直与建制之间无法充分信任合作。从香港回归时，中央迫于谈判，抛出“港人治港”的政治主张，赢得全世界一片喝彩之声。这种主张虽然赢得满堂彩，但从管制香港的角度来讲，却为将来的执政埋下深深的伏笔。中央既然不能直接干预香港行政，必然需要寻找代理人来进行间接操控。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香港不是10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首先不提英国政府苦心经营100年，单单现在华人世界的“超级港商”，对中央政权在香港的管制权威的威胁就非常巨大。“超级港商”不单操控香港的经济命脉，其通过人事安排、立会选举、收买舆论等等手段，进而达到完全掌控香港之目的。我们知道，权力的争夺，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中央与建制的合作，本身就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合作初期，中央为了政权能够顺林过渡，应当对建制的利益做出背书，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在管制香港初期不得已而为之。
中央与建制妥协出董作为共同的代理人，对中央来说也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是有“港人治港”这个大魔咒套在头顶，中央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派自己的干部来管制香港的。后来从人大的主动释法，再到中联办与民主党直接对话，在不远的将来，相信如果港土势力没有强势的领导人来执政，香港泛中国化的进程将逐渐加快。合作初期，中央与建制还是度过了一段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随着董代表的本土势力逐渐顶替英国政府留下的权力真空，加上董本人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家素质，逐渐与中央的治港理念发生偏差。中央对董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3年的大游行是分水岭，董所代表的本土势力在其后的两年中受到中央与民意的双重打压，步步后退，于05年脚痛下台。
董的下台，官方说法是因为健康原因，但我们都知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见不合。03年底，董在准备04年施政报告时，原计划大篇幅提出07特首选举和08立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以之列入04年施政议程中。大家都可以预计，这项检讨在香港全面展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双普选」。所以，中央紧急叫停了董的这项计划，迫使董脚痛下台。董作为港土势力的代表，在执政理念中必然会向有利于扩大香港本土势力的方向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一是逐渐妥协，彻底本土化，融入香港“超级港商”的圈子，坐视“超级港商”不顾民生疯狂聚敛财富。不过中央对香港的期望远不止这些，从温家宝“深层次矛盾”中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的未来还是很期待的。二是及时更换代理人。从中央此后一系列的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03年的游行，是否真如大家所看到的仅仅是为了反对“23”条？背后有没有中央为了迫使董下台，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从现在的档案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真正的答案应当埋藏在董老的心中吧！
中央吸取董失败的教训后，摒弃了当时呼声很高的唐英年和梁振英，选择了公务员系统的曾荫权，将必然弱化港土势力在政府中的影响。曾荫权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在喊出了“我要做好这份工”的同时向中央表示宣誓效忠，并表明自己并非政治家，只是一个打工仔。这才是中央与建制最喜欢的代理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只要能够胜任工作，积极配合，不出差错，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圆满的完成就是成功。可以说香港在曾荫权时期已经进入泛中国化的轨道，不论是香港特有的经济体制还是政治制度在中央权威体制冲撞下已经逐渐瓦解。连港人引以为傲的公务员系统，也在权力的重压下逐步向权贵低头谄媚。
当王光亚说出了“井水不犯河水”论之后，则标志着中央在香港本土化的全面溃败。预示着未来可能中央会更加深入对香港进行直接管制，比如在关键问题上抛开建制与港府，直接与泛民展开对话。既然中央的利益与建制的利益不能完全统一，在回归14年后，中央与建制的关系也即将作出一些调整。随着港澳办的易帅，这种特征将更加明显：王的战场一直在国际外交领域，这种职业的特点有些类似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需要王依靠个人的能力与经验来谈判、协商与沟通。可以说中央派王执掌港澳办，并不是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建制派愈早接受这个结果，愈能够在未来的政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PS：如果本次事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则会得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结论。我们暂且认为王光亚刚刚上任港澳办主任这个职位，对这个职位的了解还处于摸索阶段，还不是很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媒体问及赵连海案，被迫运用外交惯性思维回答问题，导致社会反弹。如是以上分析，则说明问题并不是十分严重，对裂痕的修复也相对简单，只需说明或解释清楚此番言论并不是针对具体人或事，加以进一步释放友好信号即可弥补裂痕。
王作为职业外交官，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在国与国的关系，讲究的是不卑不亢，谋定而后动。在管制香港上，如果还是照搬外交工作思维方式，必定引起港人反弹。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也需要运用其丰富的外交经验，但其管制本质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王不能充分理解这一层意义，必将陷入外交、内政混淆不行的困局。王今后还将经常遇到这样的局面，香港的媒体不似国内媒体般“讲政治”，王将遭遇其他国内官员不曾面对的各种新挑战。
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王的幕僚是不称职的。幕僚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提前预判意外的话题与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应急预案。赵连海事件在当时属于热点社会话题，虽然在国内受到压制没有成为舆论中心。但是在香港，由于泛民持续炒热，该案成为社会话题并一步发酵，导致建制迫于舆论压力，也必然跟进。建制一直自持与中央关系密切，在赵案中如能与中央形成良心互动，必然提升建制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可能。赵案本不属于非常意外的话题，在预判时应当作为主要的议题进行圆桌讨论，综合各种意见，提出恰当的应对方法，尽量避免出现临时性、意外性、随意性的情况发生。
王光亚的政治困局
2011.01.19
政治的含义，中外不尽相同。在中国，是没有政治家这种特定人群分类的。中国的政治家已经完全被官僚体统所同化，即使官僚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想施展其政治抱负，也不能够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必须透过其中微妙的人事安排、领导态度的默许及政令的上下通畅方能达成。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不容易出现非常强势的政治领袖，即使内心强大无比，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也必须遵守官场之潜规则，否则在爬山阶段便会被淘汰出局。这也间接说明了为何省部级官员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多，反而入阁后，较容易出现个性鲜明的强势领袖。但主管港澳事务的港澳办，其作用于与地位相比较其他部级部门，有很多特殊之处。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方面虽受中国政府领导，但其特首与立法会又属于民主选举产生，其中行政与立法的平衡、民选特首与中央的关系、立法会的权力边界等等问题，都需要崭新的思维与想象力来诠释。伟人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规划出了新的方向，具体的运作还是需要官员来实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习惯了中国特色官场体系的官僚们，能不能适应香港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在一个反对派占据道德高地、民意调查客观公正、媒体报道无禁忌的公民社会中，我们的官员是不是能够充分掌握主动权？
王光亚作为新的港澳办舵手，绝不是中央为了安置干部而作出的临时性安排。王光亚作为职业外交家，一生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这次的任命可以说完全是看重王的外交才干。香港的历次选举，表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数次选举中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国际政治势力参与其中的影子。香港事务，根本还是外交事务，不论是于内还是于外，用外交手段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失为上策。我想，这也是王光亚执掌港澳办的最根本原因。把内政与外交结合在一起办公的部门，唯独港澳办一家，所以，作为港澳办的一把手，需要具有创新思维的大智慧。在前任主任廖晖那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开创的能力，因循守旧是廖执政这些年的主旋律。当然这个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廖的身上，毕竟廖不是最终决策人，但是作为研究香港最前沿的的部门，应当利用其对决策核心的影响力，争取领导人的支持，掌握香港事务的主动权。可惜我们看不到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当发挥的影响力，导致香港逐步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怪圈，愈陷愈深。
王光亚的政治能力与政治操守还有待我们的观察，但结合他现在的政治环境，可以对他的职位做一个简单的背景梳理，让我们更了解这个部门与这个人在现阶段将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首先，王光亚在这个时期出任港澳办主任职位，应当与2012年的18大有着密切关联的。王上任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婆婆太多。领导层的更迭，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卸任领导层与现任领导层在某一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是摆在下级官僚面前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何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是地方大员们最头疼的事情之一。王也同样面临这个难题，权力中心的胡、温、习、李在18大前后将共存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又恰好是香港进行2012年特首选举的时间段。如果说王作为舵手将影响2012香港特首选举，不如说各种政治高层的取态对选举的影响更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2012的特首选举，是作为胡、温的政治遗产来处理，还是作为习、李的执政资本来对待的问题。其中的微妙关系，只有夹在中间的王才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廖晖在港澳办执掌多年，侨务系统根深蒂固，如今虽然卸任港澳办主任，但作为港澳事务领导小组成员，对具体工作还是有很大发言权的。可以说，王在上任前期，首先要理顺这些关系，将花费比较多的精力。但我们知道，区议会选举明年将全面展开，各派势力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留给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其次，王作为职业外交官，对民主的理解，应当比没有受过民主洗礼的国内官员要强很多。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强烈，从曾荫权政府缺少政治认受性，而导致的各种争议性立法拖而不决，可以看出这样小圈子选举出的政府，在市民心中越来越没有市场。民主的政体，就要用民主的管制方式，如果不能够适应与理解现代民主宪政，香港的管制危机将越来越严重。王的职业与见识，决定了他的思考方式应当是与现代民主相匹配的，如果不能够适应环境，王也不会在联合国工作如此之久。现今王的矛盾是能否用现代民主宪政来管制香港，答案将是否定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香港的民主派好像天生是道德战士，总是大义凌然为民请愿的姿态，而具体的工作却由港府在做，典型的做的不如说的。如何改变这种格局，需要中央的领导层充分了解香港社会，不要视宪政民主为洪水猛兽，香港如此弹丸之地，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与长期的社会稳定、公平的法治精神、相对宽松的宪政民主密不可分。久经民主历练的王，应当能够看到以上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王作为中央任命的官员，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管治的，同时需要与中央的政策、同僚的政治理念、以及下属的办事惯性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现如今的政治环境中前行。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身在其位，而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正是痛苦之所在。
最后，由于中央已经勾画出准香港普选路线图，作为代表中央行使香港管制权的港澳办，将首当其冲面临其左右为难的政治抉择。一方面，如果中央不能够满足香港社会民众的普选要求，制定的普选规则与民众心理落差太大，而导致泛民发动群众上街大规模游行抗争，不论对港府还是中央的管制权威，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港澳办作为具体办事机构，如果不能将此类事件消灭于萌芽，既是失职。另一方面，如果选举出现偏差，中央期许的选举人没有上位，港澳办也是无法交差的。那有没有既能够调和双方的矛盾，同时又兼顾了双方的利益的中间性政策路线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央现在与港人之间的最大问题是信任度不够，只要双方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互相理解对方的处境与心理，达成中间政策路线的时间也不会非常遥远。所以，如何让双方建立信任是港澳办在2020年之前应当重视的一项工作。
我们都知道，掌握香港实权的不是港府，不是中央，而是超级港商。这些超级港商通过几十年的运作，渗透政府机关、控制立法会功能组别、掌握舆论机器，进而影响香港的命脉--金融系统，达到操控香港未来之目的。王光亚作为一个与香港各种本土势力没有交集的外交系统空降官员，在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时，应当能够比较公允。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对空降兵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香港的本土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否完美解决香港问题并成功全身而退，关键在于王光亚是否具备大智慧的政治家素质。
可以说接下来的十年，香港的政治舞台将会精彩异常，建制和泛民将奋勇拼杀对香港的控制权。不论中央是否愿意，香港未来的走向绝对不会平平稳稳、一帆风顺，只有最后获胜方掌握政权才能进入政治平静期。现在这出大戏的幕布已经拉开，让我们拭目以待王主任的精彩表演吧！
政治的含义，中外不尽相同。在中国，是没有政治家这种特定人群分类的。中国的政治家已经完全被官僚体统所同化，即使官僚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想施展其政治抱负，也不能够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必须透过其中微妙的人事安排、领导态度的默许及政令的上下通畅方能达成。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不容易出现非常强势的政治领袖，即使内心强大无比，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也必须遵守官场之潜规则，否则在爬山阶段便会被淘汰出局。这也间接说明了为何省部级官员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多，反而入阁后，较容易出现个性鲜明的强势领袖。但主管港澳事务的港澳办，其作用于与地位相比较其他部级部门，有很多特殊之处。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方面虽受中国政府领导，但其特首与立法会又属于民主选举产生，其中行政与立法的平衡、民选特首与中央的关系、立法会的权力边界等等问题，都需要崭新的思维与想象力来诠释。伟人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规划出了新的方向，具体的运作还是需要官员来实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习惯了中国特色官场体系的官僚们，能不能适应香港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在一个反对派占据道德高地、民意调查客观公正、媒体报道无禁忌的公民社会中，我们的官员是不是能够充分掌握主动权？
王光亚作为新的港澳办舵手，绝不是中央为了安置干部而作出的临时性安排。王光亚作为职业外交家，一生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这次的任命可以说完全是看重王的外交才干。香港的历次选举，表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数次选举中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国际政治势力参与其中的影子。香港事务，根本还是外交事务，不论是于内还是于外，用外交手段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失为上策。我想，这也是王光亚执掌港澳办的最根本原因。把内政与外交结合在一起办公的部门，唯独港澳办一家，所以，作为港澳办的一把手，需要具有创新思维的大智慧。在前任主任廖晖那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开创的能力，因循守旧是廖执政这些年的主旋律。当然这个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廖的身上，毕竟廖不是最终决策人，但是作为研究香港最前沿的的部门，应当利用其对决策核心的影响力，争取领导人的支持，掌握香港事务的主动权。可惜我们看不到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当发挥的影响力，导致香港逐步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怪圈，愈陷愈深。
王光亚的政治能力与政治操守还有待我们的观察，但结合他现在的政治环境，可以对他的职位做一个简单的背景梳理，让我们更了解这个部门与这个人在现阶段将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首先，王光亚在这个时期出任港澳办主任职位，应当与2012年的18大有着密切关联的。王上任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婆婆太多。领导层的更迭，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卸任领导层与现任领导层在某一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是摆在下级官僚面前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何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是地方大员们最头疼的事情之一。王也同样面临这个难题，权力中心的胡、温、习、李在18大前后将共存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又恰好是香港进行2012年特首选举的时间段。如果说王作为舵手将影响2012香港特首选举，不如说各种政治高层的取态对选举的影响更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2012的特首选举，是作为胡、温的政治遗产来处理，还是作为习、李的执政资本来对待的问题。其中的微妙关系，只有夹在中间的王才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廖晖在港澳办执掌多年，侨务系统根深蒂固，如今虽然卸任港澳办主任，但作为港澳事务领导小组成员，对具体工作还是有很大发言权的。可以说，王在上任前期，首先要理顺这些关系，将花费比较多的精力。但我们知道，区议会选举明年将全面展开，各派势力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留给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其次，王作为职业外交官，对民主的理解，应当比没有受过民主洗礼的国内官员要强很多。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强烈，从曾荫权政府缺少政治认受性，而导致的各种争议性立法拖而不决，可以看出这样小圈子选举出的政府，在市民心中越来越没有市场。民主的政体，就要用民主的管制方式，如果不能够适应与理解现代民主宪政，香港的管制危机将越来越严重。王的职业与见识，决定了他的思考方式应当是与现代民主相匹配的，如果不能够适应环境，王也不会在联合国工作如此之久。现今王的矛盾是能否用现代民主宪政来管制香港，答案将是否定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香港的民主派好像天生是道德战士，总是大义凌然为民请愿的姿态，而具体的工作却由港府在做，典型的做的不如说的。如何改变这种格局，需要中央的领导层充分了解香港社会，不要视宪政民主为洪水猛兽，香港如此弹丸之地，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与长期的社会稳定、公平的法治精神、相对宽松的宪政民主密不可分。久经民主历练的王，应当能够看到以上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王作为中央任命的官员，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管治的，同时需要与中央的政策、同僚的政治理念、以及下属的办事惯性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现如今的政治环境中前行。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身在其位，而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正是痛苦之所在。
最后，由于中央已经勾画出准香港普选路线图，作为代表中央行使香港管制权的港澳办，将首当其冲面临其左右为难的政治抉择。一方面，如果中央不能够满足香港社会民众的普选要求，制定的普选规则与民众心理落差太大，而导致泛民发动群众上街大规模游行抗争，不论对港府还是中央的管制权威，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港澳办作为具体办事机构，如果不能将此类事件消灭于萌芽，既是失职。另一方面，如果选举出现偏差，中央期许的选举人没有上位，港澳办也是无法交差的。那有没有既能够调和双方的矛盾，同时又兼顾了双方的利益的中间性政策路线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央现在与港人之间的最大问题是信任度不够，只要双方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互相理解对方的处境与心理，达成中间政策路线的时间也不会非常遥远。所以，如何让双方建立信任是港澳办在2020年之前应当重视的一项工作。
我们都知道，掌握香港实权的不是港府，不是中央，而是超级港商。这些超级港商通过几十年的运作，渗透政府机关、控制立法会功能组别、掌握舆论机器，进而影响香港的命脉--金融系统，达到操控香港未来之目的。王光亚作为一个与香港各种本土势力没有交集的外交系统空降官员，在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时，应当能够比较公允。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对空降兵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香港的本土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否完美解决香港问题并成功全身而退，关键在于王光亚是否具备大智慧的政治家素质。
可以说接下来的十年，香港的政治舞台将会精彩异常，建制和泛民将奋勇拼杀对香港的控制权。不论中央是否愿意，香港未来的走向绝对不会平平稳稳、一帆风顺，只有最后获胜方掌握政权才能进入政治平静期。现在这出大戏的幕布已经拉开，让我们拭目以待王主任的精彩表演吧！
2012香港特首选情分析
2010.11.26
2012年的特首选举，各方势力已经开始进行战略部署。从中央2012年十八大的临近，到港澳办最近易帅，联系到将军澳垃圾填埋场立法会议员杯葛风波，12年特首卡位战已经进入短兵相接阶段。根据最新的民意显示，最有希望获得特首职位的是现任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与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他们与泛民的梁家杰并列成为特首热门人选。不过从12年的小圈子选举办法来看，梁家杰这次完全没有机会问鼎特首宝座，那么特首应当是从唐英年与梁家杰两人中胜出。最近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应当跳出非梁即唐的思路，认为中央还有其他人选。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唐与梁都是中央着力培养多年的红色代理人，无论在政府机构还是政商界都具有广泛的人脉，而且这种政治权利架构一旦运转成型，如遇强大外力的严重干涉，政体震荡的代价将相当大，后果比较严重。如果社会已经形成非梁即唐的惯性思维，不论谁当选，对社会的冲击将会降低到最低。当然，梁与唐之间的选择，虽然对社会的冲击会比较低，但他们两人之间的个性性格、政治光谱、家庭背景等等差异，对于香港600万人民福祉来说，能够选择一个更适合香港社会健康发展的领袖，也是需要谨慎作出抉择的。
这次立法会杯葛政府的议案，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根据以往的经验，政府的议案都是具有双保险的，一是建制派保驾护航；二是分组点票机制，但这次的两个双保险竟然都失效了。可以说，从将军澳一役开始，立会内的各派议员已经开始为区议会选举造声势。在选票的强大压力下，只要不违反中央的政策性议案，根据选民的取态投票，将成为将来立会议员们的常态。这样的结果反作用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中，只会促使政府尽量采取能够平衡选民民意的议案，逐渐过渡到一个尊重民意、尊重选民的民选政府。这种执政理念的转变，在曾荫权剩余的任期内表现的将不是很明显，曾作为一个看守内阁，即将平稳的过渡到下届特首。但下届特首将面临的民意压力将会愈来愈大，随着普选的逐渐到来，立法会的压力、民调的压力将会直指政府行政，促使政府逐渐转型。既然立法会议员看到这种转变，在将军澳这个选题上，泛民与建制能够统一行动，也就容易理解多了。
立法会议员作为最接近选民的一群，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最强烈。当明年的区议会选举迫在眉睫，在这种重大的民生问题上，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违背选民的意愿。这次的事件给特区政府敲响了警钟，以后类似的事件将会轮番上演，迫使特区政府在提案的时候，进行完备的民意调查，否则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将利用否定议案的机会，来向选民表示自己代表选民的强硬立场。
作为行政系统头脑的特首，在将来的政体运作中，将会面对议会愈加强硬的挑战。怎样去调和行政与议会的矛盾，将是下届特首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2020年议会即将全面普选，议员迫于选票的压力，将会对政府施加更加强大的压力。这时的政府，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强势政府，势必会跟着议会的节奏亦步亦趋。所以下任特首在个人魅力、个人能力、个人风格上都必须具有鲜明的特色，强大的民意基础是其执政的根本。试想一个没有认受性的特首，将如何去和代表广大民意的议会协调工作。
具体到特首选举的热门人选，唐英年与梁振英，我们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届特首，作为最后一届小圈子选举，中央的安排痕迹将非常明显。这次的特首选举，适逢中央十八大的召开，人事的更迭对香港的选情将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胡温的执政风格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港人在胡温执政的这些年中，冷暖自知。新的领袖在没有正式巩固其位置时，一般不会锋芒毕露，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即使十八大后，真正影响香港政情的应当还是胡温二人。
从中央一贯的用人特色来分析，首任特首是董建华，其特点是商人治港，偏重理想化，如果 没有经济风暴，董老应该能够带领港人走出一片新天地，可惜港人目光比较短浅，只看重眼前利益，对政治家的愿景抱负不愿做过多了解，加之中央在治港理念上与董发生分歧，导致董老提前下台。董老的接任者是曾荫权，其管制特点是公务员治港，优点是政府运转效率高、对中央政策执行比较彻底；但缺点同样明显，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明显偏向商界的执政风格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流动性停滞、港人仇富情绪加重，民生议题久拖不决，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导致政改陷入泥潭。那么下届的特首将会怎样领导香港走近一个新的时代呢？
唐英年作为港府的二号人物，在这些年的执政过程中，并没有显露出其出色的管制能力。唐英年的短板在于久居庙堂，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比较表面，热衷于搞一些面子工程。在最新的“关爱基金”表现尤其明显，政府的责任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利用其公务员系统高效整合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关爱基金”这类带有明显公益性质的NGO，在政府的主导下，能否公平的发挥其本身的能量，现在是一个未知数。但给人强烈震撼的是：当听说唐英年作为“关爱基金”的CEO时，香港的富豪很纷纷慷慨捐款，看来香港的富豪们是相当看重唐英年这个特首热门人选的。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财团的赞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人心，如果没有得到人心，再风光的政治家最后的结局都将是悲剧性的。所以，唐英年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作为政府中人，如果十分卖力的为自己造势宣传，难免会被媒体讥讽一番；如果没有动作，静待其胜利果实到来，也给人一种钦点的感觉。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梁振英在一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同时也不能眼看着梁振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向特首迈进。
梁振英在竞争特首的过程中禁忌少了很多，加上梁振英本身对民生问题向来比较关注，从其博客日志我们可以看到，梁振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其政治抱负相当成熟，比之唐英年的高居庙堂，梁振英最近的行动可以说十分的亲民。在中央的眼中，是选择一个保守稳重的官僚政客，还是选择一个颇具政治抱负的政治家，是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急需抉择的问题。唐作为公务员系统中的官僚，可以说是曾荫权最好的继承者，其商界的背景也利于与工商系统打交道，在公务员系统中沉浸多年，也为同僚与下属所熟知，被同僚称为“好人”。但这些优点，同样是缺点，与商界交往过密，在民生的议题中，能不能够平衡各方利益成为未知数，公务员系统的中的“好人”形象一旦定型，能不能带领全港公务员高效廉洁的执政同样让人质疑。
梁振英作为中央一直比较信任的培养对象，用内地的话说，属于“又红又专”的政治干部，虽然现在其政治主张比较亲民，但分析也是出于选票的考量，当发生触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时，梁的表现应当不会出现偏差，最终会令中央满意。所以，不论是唐或是梁，中央的基本取态方面应当是信任占主流的，具体的选择应当从符合香港长治久安的理念出发来做出抉择。
姑且不论2012年的这一届特首能不能延续执政2017年，我们单单分析2012年这届特首，首先就要面对更强大的民意压力、更具代表性的立会议员、更加开放民主的执政理念，如果执政者不能够积极适应形势，这5年的任期也是相当漫长与难熬的。所以，不论是梁还是唐，我们最需要的是了解他们的执政理念。从唐与梁最近的公开报道来看，梁走在了唐的前面，当唐高居庙堂与媒体侃侃而谈香港与内地的发展大计时，梁则深入基层，看望居屋中的小朋友，其政治道德操守的高低，一望既知。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与底层社会的脱节，作为政治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政治生命恐将不长。梁现在的做法非常的聪明与讨巧，在尽量不触及权贵阶层的情况下，主打民意牌，给对方构成民意压力，以期增加自身砝码的比重。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即将放缓慢的大背景下，香港下任特首的政治眼光、政治高度与政治胸襟，将决定700万香港市民的前途是否一片光明。
2012年的特首选举，各方势力已经开始进行战略部署。从中央2012年十八大的临近，到港澳办最近易帅，联系到将军澳垃圾填埋场立法会议员杯葛风波，12年特首卡位战已经进入短兵相接阶段。根据最新的民意显示，最有希望获得特首职位的是现任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与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他们与泛民的梁家杰并列成为特首热门人选。不过从12年的小圈子选举办法来看，梁家杰这次完全没有机会问鼎特首宝座，那么特首应当是从唐英年与梁家杰两人中胜出。最近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应当跳出非梁即唐的思路，认为中央还有其他人选。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唐与梁都是中央着力培养多年的红色代理人，无论在政府机构还是政商界都具有广泛的人脉，而且这种政治权利架构一旦运转成型，如遇强大外力的严重干涉，政体震荡的代价将相当大，后果比较严重。如果社会已经形成非梁即唐的惯性思维，不论谁当选，对社会的冲击将会降低到最低。当然，梁与唐之间的选择，虽然对社会的冲击会比较低，但他们两人之间的个性性格、政治光谱、家庭背景等等差异，对于香港600万人民福祉来说，能够选择一个更适合香港社会健康发展的领袖，也是需要谨慎作出抉择的。
这次立法会杯葛政府的议案，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根据以往的经验，政府的议案都是具有双保险的，一是建制派保驾护航；二是分组点票机制，但这次的两个双保险竟然都失效了。可以说，从将军澳一役开始，立会内的各派议员已经开始为区议会选举造声势。在选票的强大压力下，只要不违反中央的政策性议案，根据选民的取态投票，将成为将来立会议员们的常态。这样的结果反作用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中，只会促使政府尽量采取能够平衡选民民意的议案，逐渐过渡到一个尊重民意、尊重选民的民选政府。这种执政理念的转变，在曾荫权剩余的任期内表现的将不是很明显，曾作为一个看守内阁，即将平稳的过渡到下届特首。但下届特首将面临的民意压力将会愈来愈大，随着普选的逐渐到来，立法会的压力、民调的压力将会直指政府行政，促使政府逐渐转型。既然立法会议员看到这种转变，在将军澳这个选题上，泛民与建制能够统一行动，也就容易理解多了。
立法会议员作为最接近选民的一群，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最强烈。当明年的区议会选举迫在眉睫，在这种重大的民生问题上，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违背选民的意愿。这次的事件给特区政府敲响了警钟，以后类似的事件将会轮番上演，迫使特区政府在提案的时候，进行完备的民意调查，否则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将利用否定议案的机会，来向选民表示自己代表选民的强硬立场。
作为行政系统头脑的特首，在将来的政体运作中，将会面对议会愈加强硬的挑战。怎样去调和行政与议会的矛盾，将是下届特首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2020年议会即将全面普选，议员迫于选票的压力，将会对政府施加更加强大的压力。这时的政府，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强势政府，势必会跟着议会的节奏亦步亦趋。所以下任特首在个人魅力、个人能力、个人风格上都必须具有鲜明的特色，强大的民意基础是其执政的根本。试想一个没有认受性的特首，将如何去和代表广大民意的议会协调工作。
具体到特首选举的热门人选，唐英年与梁振英，我们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届特首，作为最后一届小圈子选举，中央的安排痕迹将非常明显。这次的特首选举，适逢中央十八大的召开，人事的更迭对香港的选情将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胡温的执政风格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港人在胡温执政的这些年中，冷暖自知。新的领袖在没有正式巩固其位置时，一般不会锋芒毕露，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即使十八大后，真正影响香港政情的应当还是胡温二人。
从中央一贯的用人特色来分析，首任特首是董建华，其特点是商人治港，偏重理想化，如果 没有经济风暴，董老应该能够带领港人走出一片新天地，可惜港人目光比较短浅，只看重眼前利益，对政治家的愿景抱负不愿做过多了解，加之中央在治港理念上与董发生分歧，导致董老提前下台。董老的接任者是曾荫权，其管制特点是公务员治港，优点是政府运转效率高、对中央政策执行比较彻底；但缺点同样明显，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明显偏向商界的执政风格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流动性停滞、港人仇富情绪加重，民生议题久拖不决，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导致政改陷入泥潭。那么下届的特首将会怎样领导香港走近一个新的时代呢？
唐英年作为港府的二号人物，在这些年的执政过程中，并没有显露出其出色的管制能力。唐英年的短板在于久居庙堂，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比较表面，热衷于搞一些面子工程。在最新的“关爱基金”表现尤其明显，政府的责任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利用其公务员系统高效整合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关爱基金”这类带有明显公益性质的NGO，在政府的主导下，能否公平的发挥其本身的能量，现在是一个未知数。但给人强烈震撼的是：当听说唐英年作为“关爱基金”的CEO时，香港的富豪很纷纷慷慨捐款，看来香港的富豪们是相当看重唐英年这个特首热门人选的。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财团的赞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人心，如果没有得到人心，再风光的政治家最后的结局都将是悲剧性的。所以，唐英年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作为政府中人，如果十分卖力的为自己造势宣传，难免会被媒体讥讽一番；如果没有动作，静待其胜利果实到来，也给人一种钦点的感觉。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梁振英在一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同时也不能眼看着梁振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向特首迈进。
梁振英在竞争特首的过程中禁忌少了很多，加上梁振英本身对民生问题向来比较关注，从其博客日志我们可以看到，梁振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其政治抱负相当成熟，比之唐英年的高居庙堂，梁振英最近的行动可以说十分的亲民。在中央的眼中，是选择一个保守稳重的官僚政客，还是选择一个颇具政治抱负的政治家，是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急需抉择的问题。唐作为公务员系统中的官僚，可以说是曾荫权最好的继承者，其商界的背景也利于与工商系统打交道，在公务员系统中沉浸多年，也为同僚与下属所熟知，被同僚称为“好人”。但这些优点，同样是缺点，与商界交往过密，在民生的议题中，能不能够平衡各方利益成为未知数，公务员系统的中的“好人”形象一旦定型，能不能带领全港公务员高效廉洁的执政同样让人质疑。
梁振英作为中央一直比较信任的培养对象，用内地的话说，属于“又红又专”的政治干部，虽然现在其政治主张比较亲民，但分析也是出于选票的考量，当发生触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时，梁的表现应当不会出现偏差，最终会令中央满意。所以，不论是唐或是梁，中央的基本取态方面应当是信任占主流的，具体的选择应当从符合香港长治久安的理念出发来做出抉择。
姑且不论2012年的这一届特首能不能延续执政2017年，我们单单分析2012年这届特首，首先就要面对更强大的民意压力、更具代表性的立会议员、更加开放民主的执政理念，如果执政者不能够积极适应形势，这5年的任期也是相当漫长与难熬的。所以，不论是梁还是唐，我们最需要的是了解他们的执政理念。从唐与梁最近的公开报道来看，梁走在了唐的前面，当唐高居庙堂与媒体侃侃而谈香港与内地的发展大计时，梁则深入基层，看望居屋中的小朋友，其政治道德操守的高低，一望既知。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与底层社会的脱节，作为政治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政治生命恐将不长。梁现在的做法非常的聪明与讨巧，在尽量不触及权贵阶层的情况下，主打民意牌，给对方构成民意压力，以期增加自身砝码的比重。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即将放缓慢的大背景下，香港下任特首的政治眼光、政治高度与政治胸襟，将决定700万香港市民的前途是否一片光明。
港澳办易帅，治港政策的新思路
2010.10.22
王光亚接任港澳办主任一职，是香港近来最热的政经话题。廖退王上，应属十八大前正常的人事布局，不必过于揣测其幕后运作乾坤。廖的年纪已经超过退休年限，只要有合适的继任者，人事的变动属于水到渠成。王光亚作为正部级官员，在外交部属于二把手，作为杨洁篪的副手，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封疆大吏长袖善舞，这次平级调动到港澳办任主任，显然舞台更加宽阔，可以做的事情也更多更有挑战性。
廖晖在任期间，可以说完全遵从了中央收复香港的既定路线，在回归中保持香港政局稳定并发展经济。但回归后，港人的民主化思潮也在逐渐觉醒，随着全球民主经济一体化，港人已经不能够满足现阶段特首与立法会的小圈子选举，而要求普选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从历次的政改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港人为追求民主所作出的努力，所以如果执政者还是以守旧的态势来进行管理，港人的抗争将进一步升级，从事态的演变中，我们不能排除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香港问题的确属于中国内政，但又绝不能和大陆其他省市相提并论，毕竟香港人民具有非常现代的民主思想、完善的公民教育、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如果中央还是用管理大陆的手法来治理香港，势必引起港人反弹。
王光亚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家，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很多人怀疑其能否处理好香港“内政”？我认为这才是中央派王光亚任港澳办主任的考量。因其颇具国际视野，在处理香港问题的同时，能够兼顾国际影响与台海关系，这才是中央下决心启用王光亚的根本原因。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否很好的贯彻下来，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如果香港逐渐内地化，台湾问题断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王光亚作为新港澳办主任，将负责两届特首的选举工作，也就是说2012年最后一届小圈子选举与2017年的普选。2012年的选举，中央的把控还是强势一些，能够全程掌控选举的进程，不至于选出太离谱的特首，这届选举不是中央需要太多关注的。而2017年的特首选举，现在看来变数多多，中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答，2017的选举到底是真普选还是变相普选。这就造成了一种表述，两种解答，及其容易造成中央与民间意识形态上的割裂，这对双方互相树立信任是及其不利的。
现在有专家分析中央的思路，2012这届特首应当是一位亲中的强势特首，度过第一届任期后，于2017年继续乘胜追击，即使普选，也会顺利当选。从理论上来讲，如果遵循这样的事态演变，是中央最乐于见到了，因为如果2017特首换人，政策的延续性、特首与中央的磨合等等问题都会自然发生。如果能够有一位亲中的强势特首，稳稳的做两届，于香港于中央都是最好的结果。虽然希望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从政治本身的惯性来看待这个问题。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他们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头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论是个人声望还是民望都是最高值，从此往后，一般的政治领袖，民调都是一路走低的。因为选民在投票选举你的时候，对你的期待是最高的，当你逐渐不能够满足选民期待，选民会用民调来表明自己的立场。香港现阶段的矛盾主要为流动性停滞、贫富差距加大等，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选民的选票就会背离你，如果进行改革，建制派一定会固守自己的利益进行反攻。而且12年这届特首，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为17年的普选做准备。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步子迈小了，民主派一定会紧追不放，还容易给民主派提供弹药口实；步子迈大了，中央这里也不好交代，循序渐进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但具体怎么个渐进的方法，却是非常之不好拿捏。所以，这届的特首，如果想继续连任，非常困难，并任重道远。
如果中央真如上边所分析的如此考量，2012年选举一个强势特首，2017年争取连任。我到觉得不如放低姿态，因为17年真如《产生办法》所说，需要进行普选，我想任何一个中央或建制派的领袖都不能够当选。因为民众的心理是求新的，常年不变的政坛，就像一潭死水，如果有新鲜的领袖或政治家出现，在配合一些竞选的承诺与口号，民众的这种心理就会更加明显。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2012年这届政府，应当尽量走民生路线，利用亲中央的特殊关系，大力发展经济，让民众实实在在得到好处，把工作做在明处，大力宣传民主政治，进一步打压泛民生存空间。做好2012年这一届，不留给17年特首太大的发挥空间，假如泛民领袖当选，可打的牌已然不多，造成泛民领袖当选也不过如此的印象。中央总是担心，如果泛民上台，香港将会怎样之类的问题。其实不必太担心，泛民假如上台，必定遭到建制抵制，其行政能力必定大打折扣，将会给民众造成其行政低能的形象，充其量能够做一届，2022年中央通过选举工程，必能夺回特首位置。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王光亚的履历，就会发现，王光亚总是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在外交政治舞台中，与廖晖的低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侧面表达了中央希望港澳办能够有所承担。廖晖总体来说是属于建制派，因为他的历史原因，与建制派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回归阶段，有这样的人物出掌局面，能够保证政权的顺利移交并平稳过渡，但由于廖晖缺乏祖父的刚毅、父亲的幽默和长袖善舞，“官三代”到他为止。由于建制派在香港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势，相信中央已经在把如何限制建制派的势力提上日程。由于廖晖与建制派的关系密切，这样的动作，确实不好让廖晖来进行，所以空降一个操盘手来运作，是最佳方案。王光亚与香港建制没有什么联系，做起事情来没有顾虑，更加方便。王光亚用外交手段来处理香港问题，表面看不是很适合，其实恰恰是中央最看重的一点。香港虽小，但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其中浑水摸鱼，如果没有经历国际历练的内地官员，会非常的不适应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在内地做官的秘诀在香港是行不通的，因为香港的媒体会紧紧的抓住你的一句失误穷追猛打，泛民也会利用官员的失误大加讨伐以增加曝光率，内地的官员是非常不适应这样的为官之道的，只有经历过国际历练的官员，才能够在不同场合合意的表达观点。王光亚在港澳办这个位子应当能够做到退休，希望王光亚能够从全香港人民的福祉出发，利用多年的外交政治经验，与泛民多沟通多谈判，彻底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港人治港”问题，还政于香港人民。
PS：今天刚看到的新闻，北京市政府解禁了盈科拿地的限制。事情的起因是盈科4年前拿了工体附近的一块地，但是囤积了3年都没有开发，转手卖掉赚了几个亿，北京政府的政策是企业拿地超过时间限制，就不许再次进入市场竞拍新的地块。但是今天北京市国土局发布公告，恢复盈科集团位土地市场交易资格。
不知道有没有幕后交易，但是如此厚爱李家，让人颇多非议。我相信这个决议不是北京政府这次层次决定的，应当有更高一级的指示，但是为什么在新一轮政策调控的阴影让整个房地产市场一片黯淡之际，送出如此厚礼？不知道李家能否明白其中的含义？前边一篇文章着重探讨了胡锦涛在深圳高调会见李嘉诚的背后原因。当时的探讨还属于分析猜测阶段，当我看到今天的这则新闻，我坚定了我的看法：李嘉诚所代表的建制派已经阻碍了香港的正常发展，这个石头是一定要搬掉的。在最近对李家一连串的政治恭维中，首先是胡接见李先生，从政治上抬高李先生的地位，然后在北京送给李先生的儿子一个大礼包。我们看到中央其实是希望李家能够在香港政改中保持一个中立或隐身的态势，所以才有以上这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王光亚接任港澳办主任一职，是香港近来最热的政经话题。廖退王上，应属十八大前正常的人事布局，不必过于揣测其幕后运作乾坤。廖的年纪已经超过退休年限，只要有合适的继任者，人事的变动属于水到渠成。王光亚作为正部级官员，在外交部属于二把手，作为杨洁篪的副手，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封疆大吏长袖善舞，这次平级调动到港澳办任主任，显然舞台更加宽阔，可以做的事情也更多更有挑战性。
廖晖在任期间，可以说完全遵从了中央收复香港的既定路线，在回归中保持香港政局稳定并发展经济。但回归后，港人的民主化思潮也在逐渐觉醒，随着全球民主经济一体化，港人已经不能够满足现阶段特首与立法会的小圈子选举，而要求普选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从历次的政改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港人为追求民主所作出的努力，所以如果执政者还是以守旧的态势来进行管理，港人的抗争将进一步升级，从事态的演变中，我们不能排除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香港问题的确属于中国内政，但又绝不能和大陆其他省市相提并论，毕竟香港人民具有非常现代的民主思想、完善的公民教育、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如果中央还是用管理大陆的手法来治理香港，势必引起港人反弹。
王光亚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家，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很多人怀疑其能否处理好香港“内政”？我认为这才是中央派王光亚任港澳办主任的考量。因其颇具国际视野，在处理香港问题的同时，能够兼顾国际影响与台海关系，这才是中央下决心启用王光亚的根本原因。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否很好的贯彻下来，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如果香港逐渐内地化，台湾问题断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王光亚作为新港澳办主任，将负责两届特首的选举工作，也就是说2012年最后一届小圈子选举与2017年的普选。2012年的选举，中央的把控还是强势一些，能够全程掌控选举的进程，不至于选出太离谱的特首，这届选举不是中央需要太多关注的。而2017年的特首选举，现在看来变数多多，中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答，2017的选举到底是真普选还是变相普选。这就造成了一种表述，两种解答，及其容易造成中央与民间意识形态上的割裂，这对双方互相树立信任是及其不利的。
现在有专家分析中央的思路，2012这届特首应当是一位亲中的强势特首，度过第一届任期后，于2017年继续乘胜追击，即使普选，也会顺利当选。从理论上来讲，如果遵循这样的事态演变，是中央最乐于见到了，因为如果2017特首换人，政策的延续性、特首与中央的磨合等等问题都会自然发生。如果能够有一位亲中的强势特首，稳稳的做两届，于香港于中央都是最好的结果。虽然希望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从政治本身的惯性来看待这个问题。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他们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头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论是个人声望还是民望都是最高值，从此往后，一般的政治领袖，民调都是一路走低的。因为选民在投票选举你的时候，对你的期待是最高的，当你逐渐不能够满足选民期待，选民会用民调来表明自己的立场。香港现阶段的矛盾主要为流动性停滞、贫富差距加大等，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选民的选票就会背离你，如果进行改革，建制派一定会固守自己的利益进行反攻。而且12年这届特首，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为17年的普选做准备。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步子迈小了，民主派一定会紧追不放，还容易给民主派提供弹药口实；步子迈大了，中央这里也不好交代，循序渐进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但具体怎么个渐进的方法，却是非常之不好拿捏。所以，这届的特首，如果想继续连任，非常困难，并任重道远。
如果中央真如上边所分析的如此考量，2012年选举一个强势特首，2017年争取连任。我到觉得不如放低姿态，因为17年真如《产生办法》所说，需要进行普选，我想任何一个中央或建制派的领袖都不能够当选。因为民众的心理是求新的，常年不变的政坛，就像一潭死水，如果有新鲜的领袖或政治家出现，在配合一些竞选的承诺与口号，民众的这种心理就会更加明显。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2012年这届政府，应当尽量走民生路线，利用亲中央的特殊关系，大力发展经济，让民众实实在在得到好处，把工作做在明处，大力宣传民主政治，进一步打压泛民生存空间。做好2012年这一届，不留给17年特首太大的发挥空间，假如泛民领袖当选，可打的牌已然不多，造成泛民领袖当选也不过如此的印象。中央总是担心，如果泛民上台，香港将会怎样之类的问题。其实不必太担心，泛民假如上台，必定遭到建制抵制，其行政能力必定大打折扣，将会给民众造成其行政低能的形象，充其量能够做一届，2022年中央通过选举工程，必能夺回特首位置。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王光亚的履历，就会发现，王光亚总是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在外交政治舞台中，与廖晖的低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侧面表达了中央希望港澳办能够有所承担。廖晖总体来说是属于建制派，因为他的历史原因，与建制派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回归阶段，有这样的人物出掌局面，能够保证政权的顺利移交并平稳过渡，但由于廖晖缺乏祖父的刚毅、父亲的幽默和长袖善舞，“官三代”到他为止。由于建制派在香港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势，相信中央已经在把如何限制建制派的势力提上日程。由于廖晖与建制派的关系密切，这样的动作，确实不好让廖晖来进行，所以空降一个操盘手来运作，是最佳方案。王光亚与香港建制没有什么联系，做起事情来没有顾虑，更加方便。王光亚用外交手段来处理香港问题，表面看不是很适合，其实恰恰是中央最看重的一点。香港虽小，但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其中浑水摸鱼，如果没有经历国际历练的内地官员，会非常的不适应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在内地做官的秘诀在香港是行不通的，因为香港的媒体会紧紧的抓住你的一句失误穷追猛打，泛民也会利用官员的失误大加讨伐以增加曝光率，内地的官员是非常不适应这样的为官之道的，只有经历过国际历练的官员，才能够在不同场合合意的表达观点。王光亚在港澳办这个位子应当能够做到退休，希望王光亚能够从全香港人民的福祉出发，利用多年的外交政治经验，与泛民多沟通多谈判，彻底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港人治港”问题，还政于香港人民。
PS：今天刚看到的新闻，北京市政府解禁了盈科拿地的限制。事情的起因是盈科4年前拿了工体附近的一块地，但是囤积了3年都没有开发，转手卖掉赚了几个亿，北京政府的政策是企业拿地超过时间限制，就不许再次进入市场竞拍新的地块。但是今天北京市国土局发布公告，恢复盈科集团位土地市场交易资格。
不知道有没有幕后交易，但是如此厚爱李家，让人颇多非议。我相信这个决议不是北京政府这次层次决定的，应当有更高一级的指示，但是为什么在新一轮政策调控的阴影让整个房地产市场一片黯淡之际，送出如此厚礼？不知道李家能否明白其中的含义？前边一篇文章着重探讨了胡锦涛在深圳高调会见李嘉诚的背后原因。当时的探讨还属于分析猜测阶段，当我看到今天的这则新闻，我坚定了我的看法：李嘉诚所代表的建制派已经阻碍了香港的正常发展，这个石头是一定要搬掉的。在最近对李家一连串的政治恭维中，首先是胡接见李先生，从政治上抬高李先生的地位，然后在北京送给李先生的儿子一个大礼包。我们看到中央其实是希望李家能够在香港政改中保持一个中立或隐身的态势，所以才有以上这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胡锦涛会见李嘉诚的政治含义
2010.09.27
胡锦涛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典举行之前会见了李嘉诚。建制派可以说是一片欢腾，红媒也一片赞扬之声，给人感觉一扫由于民生问题压在全港市民头顶的阴霾。中国的政治，有许多非常微妙的地方，有时表面表扬可能是暗含贬义，有时严厉的批评却蕴含了爱护与支持，总之个中微妙有时需要把事件放大到全景，或结合历史上下文才能够解读出来。这次会面，香港朝野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各种阴谋论铺天盖地，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们既不能过度关注，同时也不能轻视之，因为政治人物所作的每件事，所说的每句话，刨去外在的礼仪性表象，都会蕴含着深刻的背后含义。
本来胡锦涛鲜有的在公开场合会见在野人士，这次能够说出“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舆论的评价还算是颇为正面。如果单从事件本来来解读，确实这次会面也并非了不起的大事，李先生作为在深圳乃至中国投资的龙头，领导人关怀接见也很平常。但这次的单独会面，恰恰在事关香港前途命运的2012政改方案通过后不久，这样的会面，就极容易让人浮想。香港的这次政改，可以说波澜诡异，虽然最终的结果对港人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但其中所发生的故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讲完了。中央的领导在政改咨询后，首次公开与香港政经界人士会面，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我将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这次会面背后的政治意义，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新的观点。
首先，中央政府是肯定李先生作出的贡献的。香港的本质还是“商人治港”，回归前后，建制派与港府配合中央顺利过渡交接政权。回归后，建制也透过议会与行政会议影响决策，进行间接管制。对维护香港回归后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国际社会发出“香港已死”的论调时，应当说是港商主动扛起了悲壮的大旗，与港府通力配合，把政治冲击减少到最小。虽然中途有几次意外的插曲发生，但主流的商家对稳定香港政经还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理，港资在国内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带动了深圳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平心而论，中央对港商是抱有好感的，一来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二来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配合中央工作，达到和谐管制的目的。从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港商与中央已经成为政治朋党或经济共同体，在香港的现行管制模式下，这样的搭配最安全也最和谐，所以才有了胡锦涛总是要见一见李嘉诚的言论，因为李先生其实才是香港幕后最大的老板。
其次，这次的政改，建制真的很受伤。本来建制在政改中的戏份就不多，这次的风头更是被民主党和中联办抢去，以致有建制在讨论的过程中一度哽咽，我相信他的眼泪是真情流露，因为政治家如果没有实现抱负或得不到尊重，是一件很悲情的事情。政改咨询讨论，应当是议员充分表达观点、就议题进行辩论、维护所属集团利益的最佳时刻。但我们看到的是建制从一开始就被打入冷宫，不论是梁爱诗还是港府，好像已经忽视了建制的存在，聚光灯完全集中在余若薇和民主党身上。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能说是建制自作自受。建制派议员，从诞生起就存在认受性不足的缺憾，如果在平时的议题处理中，只顾维护小集团利益，充当举手工具，这样的议员，得不到大家的尊重与重视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板子完全打在建制议员身上，应当看到建制背后大老板的身影。建制派议员的选举程序，历来让人诟病。被形容为小圈子选举，是有道理的。既然建制如此和谐，很早就支持这次政改方案，成为铁票，港府一定会把功课用在泛民身上，这一点建制应当是明白的。但这次的政改，不似以往般波澜不惊，而是中央政府透过梁爱诗，授权中联办直接与民主党沟通，这就让视中央为紧密伙伴的建制心中酸溜溜的了。李先生作为建制派幕后最大的老板，这次政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心中肯定是比较失落的。这次胡锦涛专门抽出时间会见李先生，可以说是给建制一个台阶下，补偿前段政改时冷落建制造成的芥蒂。胡锦涛没有接见作为政府官员的曾荫权，也没有接见前特首董建华，并不是说李先生比前两位重要，而是在安抚建制派的人心，政府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综上所述，看来建制在这次的政改中，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颇多怨言。这次领导的特别接见，给建制派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胡主席这次特别接见李先生，是否隐含了劝退的意味？前边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这次会面，但政治活动往往不能只从表面来解读，如果我们把这次会面同近期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反而会从相反的方面得出结论。建制派作为港府的亲密伙伴，在过去的岁月中帮助港府治理香港，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很多有争议的议案，建制总是能够与港府同战队，共患难。在与反民主派的较量中，建制总是冲在第一线，替港府挨骂受累，也算是立下汗马功劳。不过，经过近期的观察，建制派在有些关乎香港发展与民生的议题中，过于维护小集团、小圈子利益，与香港民主道路渐行渐远，非常不利于香港的长期发展。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公民教育非常发达，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长官并非民选，本身认受性值得怀疑，执政者更应当具有超高的执政技巧，成熟的执政理念，公平的执政心态，才能够在现行政治体制中发挥能量。如果建制派挟免费政治午餐，利用传媒优势，不顾民意，一意推行利己的政治议题，不可避免会引起政治反弹。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这种的反弹是没有外在能量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因为反弹的能量已经被经济发展的动力相抵消。可以说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利益输送，才能够保证香港市民分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利益输送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如果港府不进行未雨绸缪的准备，将来的形式不容乐观。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牵扯深层次政治矛盾。这种矛盾就是社会流动凝固、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的不公平，这些社会矛盾正在新生代中普遍蔓延，积蓄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是执政的港府所不愿看到。但由于建制控制着议会，港府在执政中非常仰仗议会中的建制派保驾护航，从根本上导致了港府与建制必然合流。虽然港府看到不进行深层次体制改革不能够解决现有矛盾，但受制于认受性不足的港府是缺乏能量与建制对抗的，因为双方的利益已经捆绑在建制的马车上，现在港府能够做的就是如何驾驶这辆已经跑偏的马车，尽量不要让他翻车。而中央从这次的政改中，由幕后走上前台，也蕴含了对港府近期工作的不满。导致本应当港府唱主角的戏，被梁爱诗和中联办抢尽了风头，间接把梁爱诗推到了下届特首的热门人选位置，不知唐英年与梁振英作何感想？由于的建制尾大不掉，中央可以说从这次政改中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不论是被收买的媒体，还是议会中的政治代理人，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有些已经走到香港市民的对立面。这种利用资本做后盾，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中央的眼中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从中国建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这样的事例。李先生作为建制的幕后总老板，在某些事件中的态度取向，其影响力是超过曾特首的。建制利用议会与行政会议这两个平台，披着民主的外衣，通过一系列利己的议案，导致建制越做越大，失去自我完善的动力，这才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一点。
行文至此，我已经开始对李先生有些担忧。作为商人，应当在商言商，政治应当尽量少去触碰，因为富可敌国而心生非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中比比皆是。这次胡锦涛高调非常规接见李先生，还说出了“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这样的话，我听到后只感到后背泛起凉意。如此重要的大会，如此高调的接见，如此突破常规的言论，在一向讲究内敛保守的中共内部是非常罕见的。李先生作为建制的幕后总老板，应当从这次政改中嗅出政治的风向已经转变，建制已经从执政党的亲密战友，逐渐沦为阻止改革的保守派。“十八大”两年后召开，特首与立法会两年后也面临选举，这关键的两年，曾特首已经发出话来说不做“看守政府”，并承诺“政府未来施政一定继续是积极、进取和具前瞻性。”这就说明了两年后的卡位战，现在已经开始打响，如果建制在其中不能领会中央的意图，继续维护小集体、小圈子利益，与现行体制改革渐行渐远，甚至关键时刻反对政改，中央是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的。李先生现在应当韬光养晦，尽量避免出手干预香港政坛运作，静待其上层水落石出后在谋定而动。建制在这两年的关键期中，也应当顺应民意，做些姿态高的动作，把民怨压缩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尽量不要刺激市民上街游行。中央现在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不利于稳定的障碍都要一并扫除，只有看到这一层，我们才能够理解中央的执政理念，做到顺势而为！
胡锦涛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典举行之前会见了李嘉诚。建制派可以说是一片欢腾，红媒也一片赞扬之声，给人感觉一扫由于民生问题压在全港市民头顶的阴霾。中国的政治，有许多非常微妙的地方，有时表面表扬可能是暗含贬义，有时严厉的批评却蕴含了爱护与支持，总之个中微妙有时需要把事件放大到全景，或结合历史上下文才能够解读出来。这次会面，香港朝野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各种阴谋论铺天盖地，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们既不能过度关注，同时也不能轻视之，因为政治人物所作的每件事，所说的每句话，刨去外在的礼仪性表象，都会蕴含着深刻的背后含义。
本来胡锦涛鲜有的在公开场合会见在野人士，这次能够说出“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舆论的评价还算是颇为正面。如果单从事件本来来解读，确实这次会面也并非了不起的大事，李先生作为在深圳乃至中国投资的龙头，领导人关怀接见也很平常。但这次的单独会面，恰恰在事关香港前途命运的2012政改方案通过后不久，这样的会面，就极容易让人浮想。香港的这次政改，可以说波澜诡异，虽然最终的结果对港人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但其中所发生的故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讲完了。中央的领导在政改咨询后，首次公开与香港政经界人士会面，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我将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这次会面背后的政治意义，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新的观点。
首先，中央政府是肯定李先生作出的贡献的。香港的本质还是“商人治港”，回归前后，建制派与港府配合中央顺利过渡交接政权。回归后，建制也透过议会与行政会议影响决策，进行间接管制。对维护香港回归后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国际社会发出“香港已死”的论调时，应当说是港商主动扛起了悲壮的大旗，与港府通力配合，把政治冲击减少到最小。虽然中途有几次意外的插曲发生，但主流的商家对稳定香港政经还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理，港资在国内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带动了深圳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平心而论，中央对港商是抱有好感的，一来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二来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配合中央工作，达到和谐管制的目的。从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港商与中央已经成为政治朋党或经济共同体，在香港的现行管制模式下，这样的搭配最安全也最和谐，所以才有了胡锦涛总是要见一见李嘉诚的言论，因为李先生其实才是香港幕后最大的老板。
其次，这次的政改，建制真的很受伤。本来建制在政改中的戏份就不多，这次的风头更是被民主党和中联办抢去，以致有建制在讨论的过程中一度哽咽，我相信他的眼泪是真情流露，因为政治家如果没有实现抱负或得不到尊重，是一件很悲情的事情。政改咨询讨论，应当是议员充分表达观点、就议题进行辩论、维护所属集团利益的最佳时刻。但我们看到的是建制从一开始就被打入冷宫，不论是梁爱诗还是港府，好像已经忽视了建制的存在，聚光灯完全集中在余若薇和民主党身上。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能说是建制自作自受。建制派议员，从诞生起就存在认受性不足的缺憾，如果在平时的议题处理中，只顾维护小集团利益，充当举手工具，这样的议员，得不到大家的尊重与重视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板子完全打在建制议员身上，应当看到建制背后大老板的身影。建制派议员的选举程序，历来让人诟病。被形容为小圈子选举，是有道理的。既然建制如此和谐，很早就支持这次政改方案，成为铁票，港府一定会把功课用在泛民身上，这一点建制应当是明白的。但这次的政改，不似以往般波澜不惊，而是中央政府透过梁爱诗，授权中联办直接与民主党沟通，这就让视中央为紧密伙伴的建制心中酸溜溜的了。李先生作为建制派幕后最大的老板，这次政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心中肯定是比较失落的。这次胡锦涛专门抽出时间会见李先生，可以说是给建制一个台阶下，补偿前段政改时冷落建制造成的芥蒂。胡锦涛没有接见作为政府官员的曾荫权，也没有接见前特首董建华，并不是说李先生比前两位重要，而是在安抚建制派的人心，政府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综上所述，看来建制在这次的政改中，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颇多怨言。这次领导的特别接见，给建制派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胡主席这次特别接见李先生，是否隐含了劝退的意味？前边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这次会面，但政治活动往往不能只从表面来解读，如果我们把这次会面同近期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反而会从相反的方面得出结论。建制派作为港府的亲密伙伴，在过去的岁月中帮助港府治理香港，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很多有争议的议案，建制总是能够与港府同战队，共患难。在与反民主派的较量中，建制总是冲在第一线，替港府挨骂受累，也算是立下汗马功劳。不过，经过近期的观察，建制派在有些关乎香港发展与民生的议题中，过于维护小集团、小圈子利益，与香港民主道路渐行渐远，非常不利于香港的长期发展。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公民教育非常发达，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长官并非民选，本身认受性值得怀疑，执政者更应当具有超高的执政技巧，成熟的执政理念，公平的执政心态，才能够在现行政治体制中发挥能量。如果建制派挟免费政治午餐，利用传媒优势，不顾民意，一意推行利己的政治议题，不可避免会引起政治反弹。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这种的反弹是没有外在能量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因为反弹的能量已经被经济发展的动力相抵消。可以说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利益输送，才能够保证香港市民分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利益输送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如果港府不进行未雨绸缪的准备，将来的形式不容乐观。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牵扯深层次政治矛盾。这种矛盾就是社会流动凝固、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的不公平，这些社会矛盾正在新生代中普遍蔓延，积蓄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是执政的港府所不愿看到。但由于建制控制着议会，港府在执政中非常仰仗议会中的建制派保驾护航，从根本上导致了港府与建制必然合流。虽然港府看到不进行深层次体制改革不能够解决现有矛盾，但受制于认受性不足的港府是缺乏能量与建制对抗的，因为双方的利益已经捆绑在建制的马车上，现在港府能够做的就是如何驾驶这辆已经跑偏的马车，尽量不要让他翻车。而中央从这次的政改中，由幕后走上前台，也蕴含了对港府近期工作的不满。导致本应当港府唱主角的戏，被梁爱诗和中联办抢尽了风头，间接把梁爱诗推到了下届特首的热门人选位置，不知唐英年与梁振英作何感想？由于的建制尾大不掉，中央可以说从这次政改中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不论是被收买的媒体，还是议会中的政治代理人，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有些已经走到香港市民的对立面。这种利用资本做后盾，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中央的眼中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从中国建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这样的事例。李先生作为建制的幕后总老板，在某些事件中的态度取向，其影响力是超过曾特首的。建制利用议会与行政会议这两个平台，披着民主的外衣，通过一系列利己的议案，导致建制越做越大，失去自我完善的动力，这才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一点。
行文至此，我已经开始对李先生有些担忧。作为商人，应当在商言商，政治应当尽量少去触碰，因为富可敌国而心生非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中比比皆是。这次胡锦涛高调非常规接见李先生，还说出了“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这样的话，我听到后只感到后背泛起凉意。如此重要的大会，如此高调的接见，如此突破常规的言论，在一向讲究内敛保守的中共内部是非常罕见的。李先生作为建制的幕后总老板，应当从这次政改中嗅出政治的风向已经转变，建制已经从执政党的亲密战友，逐渐沦为阻止改革的保守派。“十八大”两年后召开，特首与立法会两年后也面临选举，这关键的两年，曾特首已经发出话来说不做“看守政府”，并承诺“政府未来施政一定继续是积极、进取和具前瞻性。”这就说明了两年后的卡位战，现在已经开始打响，如果建制在其中不能领会中央的意图，继续维护小集体、小圈子利益，与现行体制改革渐行渐远，甚至关键时刻反对政改，中央是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的。李先生现在应当韬光养晦，尽量避免出手干预香港政坛运作，静待其上层水落石出后在谋定而动。建制在这两年的关键期中，也应当顺应民意，做些姿态高的动作，把民怨压缩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尽量不要刺激市民上街游行。中央现在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不利于稳定的障碍都要一并扫除，只有看到这一层，我们才能够理解中央的执政理念，做到顺势而为！
“后民主党”时代，香港政情分析
2010.09.15
2012政改一役，民主党急剧向中间靠拢，在与中央谈判后，双方达成“民主党版”区议会方案。民主党利用小步后退，大步前进的策略，跟中央谈判，取得阶段性胜利。虽然民主党人认为做了现阶段应当做的事情，但是由于激进民主派占据道德高地，凸显出民主党所作所为在民心中失分不少。民主党在现时的舆论围剿下，可以做的事情不多，耐心解释与实际行动应当互相配合。适当抓住某一个争议议题，突出其民主不改的本色是上策。所以党主席何俊仁希望核心党员能够在8月份留守香港，一则集思广益，渡过难关，二来如遇突发情况，可以做到随时总动员。这时的民主党已经向一个成熟的具备执政素质的政党迈进。
民主党的目标直指2017与2020
民主党在此次政改博弈中，戏份最重。从开始拒绝“五区公投”开始，到后来的“破冰会面”，民主党走的都是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政策。虽然遭受激进泛民的严厉声讨，但毕竟是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不敢想象，如果这次的整改仍旧遭到否决，香港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民主党作为一个20年历史的大党，在立法会拥有9个席位（现时8个），是立法会第二大党，一直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前列。由于08年社民联与公民党的崛起，泛民版图忽然变得有些拥挤，因为大家的光谱都比较相近，政治诉求都是以道德表述为主体、辅以街头抗争的表达形式。泛民的光谱严重重合导致的的后果就是选票的互相重叠，在08年立会选举的时候，配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比例代表制的原因，配票的成败完全能够导致一个或几个议席的得失，但是成功的配票却依赖于遵守非常严格的选举策略、能量巨大的选举宣传，以及大家互相配合理解的选举取态，但这些关键的因素，却完完全全都是泛民阵营的弱点。所以，在现时的比例代表制下，虽然能够兼顾一些小党派进入立法会发声，但是绝对不可能形成单一反对大党。民主党如果不满足充当千年反对党的角色，就必须与激进民主派拉开距离，因为香港现在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发声的激进民主派声量很大，每次运动都冲在第一线，但是人数并不是很多。而心向往民主自由的广大市民又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接受民调的时候也会吐露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但是如果让他们走上街头去激烈抗争，他们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
这样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激进的民主道路在香港是走不通的。因为一个社会想要进行一场触动根本的变革，除了少数的激进领袖做出自我牺牲，以唤起民众的良知；或者社会的根本矛盾已经达到一个不可调和得阶段，政府已经失去绝大多数民众的信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确实存在，但是还没有到民众需要起来激烈抗争的程度。虽然政治压力逐渐增大，但是很多触及根本利益的统治手段并没有在香港使用，香港民众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缺少破釜沉舟、干洒热血的抗争精神。
基于以上分析，民主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必须迈出跨阶层这一步，迟早要进行这种转变，因为一个激进的政党是不会成为领导大多数人民的执政党。
公民党是“五区公投”最大赢家
从“五区公投”到“曾余辩”，直到最近坚定的反对“民主党版”区议会方案，公民党每一步都走的非常扎实与稳重。“五区公投”是公民党全面扩大泛民地盘的标志性事件，在民主党临阵退缩、建制派全面杯葛、港府刻意冷处理的全方位打压下，“五区公投”取得近50万香港人民的授权。不论建制派如何解读这次投票，但这50万人能够顶住压力，出来投票，事情本身已经说明在民众的心中，充满着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是不论如何也不能被冷冻处理的。“‘五区公投”让公民党从政治光谱中间偏右的位置，完全浸入泛民阵营，与民主党直接正面交锋争取选票。公民党在与社民联推动“五区公投”初期，民调一度有所降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参加“五区公投”的两位立法会议员，他们的知名度却有显著提高，陈淑庄08年能够进入立法会，全靠余以一己之力硬托上去，在立会中也鲜有表现机会，这次的活动正好给了公民党联系基层，亲近选民的机会。公民党参与“五区公投”后，余作为泛民领袖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在获邀与特首进行辩论的资格后，泛民领袖的地位已经植入市民心中。
“曾余辩”的事态发展充满了诡异的变化。首先是这场辩论的发起人是增特首，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余是知名的大律师，曾一直以正统刻板的形象示人，很难想象曾会提出这么个扬短避长的决定。根据事后的分析，这个决定应当是曾团队自己的决定，因为中央的口风是不反对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语境中，不反对，同时也意味着不支持。事态的发展，合乎很多分析人士的评论，余在辩论中充分表达了争取民主的愿景，同时就政改即将投反对票做了充分的说明，以期能够打动广大市民，从民调的分析来看，余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次辩论不但开创了反对派就重大事件可以与特首进行电视直播辩论的先河，而且对以后遇到类似事件也会形成某种惯例，在野领袖如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提出反对动议，执政领袖就应当视形式接受或否定进行公开辩论。不过如果否定公开辩论，将会对民调造成严重损害，倒不如光明正大接受挑战，即使不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在辩论中，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与理由，也不失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曾这次的辩论，表面上看是输了，但由于辩论也没有一个定量的输赢标准，所以从事后的解读来看，曾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至少把想对市民说的话，在不受大声公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完整的表述清楚。
港府被边缘化
本来这次的政改，应当是港府唱主角、中联办在旁边帮腔、北京政府在背后运筹帷幄、建制派在侧翼保驾护航。但是根据事态的发展轨迹来分析，这次政改从咨询阶段开始，北京政府就有意绕开香港本土势力，直接与泛民中的温和派进行接触。从民主党公布的“政改六人工作小组报告”中不难看出，从09年下半年开始，民主党就已经开始为是否参加“五区公投”进行政治抉择，民主党最终选择了放弃参与“五区公投”转而与北京的特使进行接触。民主党是否与中央存在台底交易，我们这里不做猜测，但保留质疑的权利。但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正是因为民主党与“五区公投”划清界限，才能够与中央特派员建立联系。事件进入第二阶段后，民主党与中联办进行了“破冰之旅”，在这里，仍然看不到特区政府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只是特首与一众高管，汗流浃背的在社区起锚。如此重大的谈判事项，港府即使不能够参与最终决策，但面子上必要的工作也被省略了。难怪特首如此高调的落区宣传起锚，因为特首无法参与更高级别的会谈，只能够发动基层运动来影响政局，以期通过民意来打桩，进而在政改问题中夺得更多话语权。不过特首近两年的执政理念过于偏重建制派，导致很多关乎民生的议题，不是被否定就是被搁置，进而基层民怨沸腾，民意也插水式下跌。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有意绕开港府，里边应该有两层意思：
一是对港府治理香港不利的一种不满。“港人治港”，这是邓小平向世界郑重承诺的治港理念，但由于英国殖民势力的退出，中央的权力架构还未在港建立之际，港府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合法性，全面向建制派靠拢，以期依靠建制派在议会中的保驾护航来推行各种执政理念。
但是建制历来都是由商人来掌控，商人的本性是逐利的，我们不能够期望依靠本性贪婪的商人来领导政府。而且是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议席是由商人或商人的代理人来占据，这在政策的制定中，无形对港府构成了强大政治压力，任何民生的议题都是港府所不愿触及的，是因为有建制这座大山横亘在眼前。港府这样的小心谨慎，换来的是建制的尾大不掉，如果港府不能够强势的掌控政改的主导权，中央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或亲自出场。这届政府的任期已经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与下届政府能够与建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被建制牵着鼻子走，因为很多的香港市民已经被建制所压迫的很久了，积蓄了怨气，正需要港府替他们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据近几年的事态发展分析，港府已经被建制派捆绑，在很多民生议题中都看不到执政者独立的声音，形成了强议会、弱政府的情况。建制内心是不希望政制向前发展的，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任何政制的发展与变动，都会涉及重新洗牌的过程，权力的分配在洗牌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变数，这是现在的既得利益派建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次的政改是不能依靠与建制捆绑的港府的，只能够寻找代理人来与民主党谈判。不使用港府居中斡旋，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建制的泥塘中愈陷愈深。
二是中央有意保护港府的形象。一旦政改拉到，政制原地踏步，责任首要在中央，对港府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我们从保护香港政府的角度来分析，中央这次通过代理人，直接与民主党谈判，可以说是惊险万分。在民主党三个条件，最后只坚持一个得情况下，最后时刻才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决定同意，其中过程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可以说这次政改能够通过，民主党与中央都是尽着最大的努力与诚意在谈判，如果谈判过程出现一丝差错，现在的结果就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可以这么说，从泛民历来对民主的追求来看，这次的政改，如果不出意外，再次拉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中央可以说已经做好了政改再次拉到的准备了，因为这次的政改方案，对比05方案，改进不多，修补而已，泛民是铁定不会收货的。正因为知道方案不会有很多进步，社民联与公民党才会孤注一掷的进行“五区公投”，他们是在赌这个方案肯定不会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才有如此勇气，先辞职，再补选。如果政改再次拉到，港府的形象必定破产，民意将降至低谷，这也是中央不愿看到的情形。如果中央直接与最大反对党 “民主党”直接对话，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民众的火力必然会集中到中央或民主党这边，对港府的压力会减轻很多。即使中央最终同民主党达成协议，民间的不满情绪还是把民主党搞的精疲力竭。如果这次的政改再次拉到，民间的不满一定如火山喷发，中央这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替港府扛下这个雷了。港府如果主导政改再次拉到，再次发生一个50万人上街的盛况，曾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所以，中央这次是在替港府扛雷，成功了，港府作为胜利者去庆祝，从最近的民调显示，港府和曾特首的民调在政改通过后一路走高，符合预期。政改失败了，中央作为直接谈判者，承担主要责任，港府的压力自然会减轻许多。
中央政府的得与失
香港的政制改革，绝不单单局限于香港本地：往大了说，台湾与澳门的华人在看着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往远了说，香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贸易港地位不似以往般重要，但作为大陆窗口的功能并没有失去。刚回归时，中央对港府的干预并不是很多，“港人治港”在这个时期还是能够贯彻的，但由于董特首没有没有政治管制经验，很多政策与现实脱节，导致03年50万人上街，影响中央收回香港后多年努力营造的正面形象，并导致董特首来年下台。中央政府在看到港人强大的政治诉求后，认为香港民众如果集结在某一议题下，争取权利的能量非常巨大，遂转变管制观念，由从前的“港人治港”过渡到现在的“京人治港”，在控制媒体舆论的同时，更加依靠建制的力量来制衡泛民，造成现在建制尾大不掉的局面。观念转变后，能够启用曾特首，说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还是倚靠公务员治理香港比较稳妥。但公务员治港最大的弊病，就是“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直接导致港府在很多具争议的议题中，不是搁置就是放弃，错过了很多可以改善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机会。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香港的政治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
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给人感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是抓还是放，让人摸不着头脑。从这次的与民主党谈判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5月下旬同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就政改，普选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6月6日，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南下深圳会见曾荫权，正式表明民主党的区议会方案已被否决：「方案到此为止」
6月14日，即方案被判「死刑」后一星期，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约他们会面，询问假如中央接纳区议会方案，民主党是否会九票支持通过政改方案。
6月17日，曾荫权与公民党余若薇辩论。
6月17日，梁爱诗「转軚」支持民主党方案，表明北京绿灯已亮。
关键的日期点在六月十四日方案被习否定至六月十七梁爱诗表态支持民主党方案这一周，这关键一周的剧情跌宕起伏、眼花缭乱，当大家都对这次政改已经失望之际，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让大家不明就里。中央在这一周里，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才会做出对民主党妥协的决定，以中央以往的强硬态度，这次的政改拉到的概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在如此重大事件中，做出前后矛盾的决定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个方面来分析：
一、 香港的深层次危机。深层次危机来源于贫富差距、流动性停滞等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权力的不均衡。功能组别议员与直选议员在议会中享有同等权力，但权力的来源却差别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功能组别议员先天性的认受性不足，同时在对待选民的态度方面，功能组别有时可以至舆情于不顾，恣意妄为，导致政府威望在建制的拖累下，节节走低。一个认受性先天不足的政权，在平衡社会利益方面又不能照顾到多数弱势群体，如果政改再次拉到，政府跛脚，将再次激化社会矛盾，这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二、 中央的2012政权交接。2012对中央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十八大的卡位运作可以说已经介入了这次的香港政改。首先中央需要考虑的是政权能否平稳过渡，如果政改拉到，政制原地踏步，彻底激怒泛民，谁能保证香港人民2012不会来一次类似03年的大游行？政权的交接点，从古至今都是以平稳为第一要务。在2012年这个时间点上，香港的立会选举绝对不能乱，如果出现差错，将直接影响新任领导人的管制威信。中央这次的妥协姿态，可以说已经把泛民中能量最大的民主党争取到中间地带，公民党与社民联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力量确实还很弱。民主党最为这次谈判的对象，已经与中央达成妥协约定，断然不会在2012掀起新的波澜，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央即乐的拉拢住最大反对党，又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稳定局面，是中央的一石二鸟之计。
不过，从谈判的过程发展来看，我们看不到中央对香港事务的长远规划，给人见招拆招的印象。习作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他的发言应当是国家对香港事务最具权威的观点，但是我们明显的从曾否定政改，到一个星期后中央又表态支持政改，这其中的政治转向之剧烈，政策随意性之无序，处处显露出中央在遇到具体问题时的无助感。一个政策的制定，就是一种方向的肯定，香港的政制发展，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如此重要的抉择面前，我们发现其实中央也没有下定决心向左还是向右走。所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应当制定长远政策，为2017与2020制定出路线图，这样的政治发展才符合香港利益。明确方向，不论建制还是泛民都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部署，制定计划，规划未来的发展，社会的磨合成本才会降到最低。路线图的作用是给各方调整势力范围的空间，尤其是建制可以利用其时间来换取生存空间。以建制的社会能量来寻求政治空间，其实本不是难事，但建制躺在政治温室中已经许久，习惯了免费政治午餐。这时如果中央出台路线图，建制可以依据路线图来调整自身弊端，充分适应环境，利用现代政治运作机制，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发挥建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香港与中央的关系，可以说是唇亡齿寒。在中央管辖的政权体系中，香港与澳门是特例。中央能不能够利用香港与澳门的特殊历史地位，充分理解吸收现代民主政治的先进之处，这是衡量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契机，香港就像开启这扇大门的一把钥匙，现在交到了下届执政者的手里。
香港未来的发展
中央的治港政策，近几年逐渐改弦易张，由原来的“港人治港”逐渐过渡到“京人治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知道，中央与香港的政治体制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处事原则也不同，这都是源于百年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这种整体思维惯性，造成了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看法不同，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双方的误解。这时考验的是中央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来掌控局面，这种自信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通过政治运作、人事任免、舆论导向等各种手段，不断得到加强的。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形象，正确形象一旦树立，其他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而且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尽量少直接出手干预香港事务，能用代理人解决的就不要出面得罪人。中联办的官员讲话，经常被香港媒体所断章引用，如果时间久了，会对民众造成中联办不但干预香港事务，指手画脚，还会对中央在香港的管制权威造成伤害。
在文章结束之际，看到了两篇有意思的文章，单独看这两篇文章，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只要是对香港基本情况有些了解的人，立刻能够从标题看出两篇文章的内在联系。
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董建华力挺梁振英出任下届特首，董建华首先找的是香港的大地产商来进行游说。为什么董建华要找地产富商来进行游说工作呢，是因为“这批人士除了本身极有可能跻身2012年特首选举委员会外，其公司的雇员及友好人士等合共手握一定数量的选票，影响力甚大。”
可以说，特首选举委员会是变相的富豪俱乐部，这种以商人利益为主导的小圈子选举出来的特首，不论是政府的管制权威及认受性肯定再度备受社会质疑，而特首及高官背负着「合法性不足」的先天基因。在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必然遭受建制与民意的双重打压，导致政府行动愈趋谨慎，固步自封。
第二篇文章是谢国忠所写，题目为“香港的一切苦难来自对房地产的迷恋”，这篇文章从经济角度对香港回归后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尖锐的指出香港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弊端。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已经影响到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也日益面临被中国大陆边缘化的危险。可以说，香港具有许多优势，比如说奉公廉洁的公务员队伍、高效公平的司法制度、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建制透过立法会的小圈子运作，正逐渐被消磨殆尽。
文章的最后，不论这次政制改革的结果如何，我们总算看到中央能够直面香港的政治现实。这次的政改，在最终关头发生转变，应当是中国最高执政者胡在最后改变了主意。胡作为最高执政者，显然不希望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在他的任期爆发。中央应当拿出魄力，充分信任港人，不论下届是唐英年还是梁振英，我们都应当持鼓励的态度。香港如果能循序渐进的进入民主社会，中国大陆还会远吗？
2012政改一役，民主党急剧向中间靠拢，在与中央谈判后，双方达成“民主党版”区议会方案。民主党利用小步后退，大步前进的策略，跟中央谈判，取得阶段性胜利。虽然民主党人认为做了现阶段应当做的事情，但是由于激进民主派占据道德高地，凸显出民主党所作所为在民心中失分不少。民主党在现时的舆论围剿下，可以做的事情不多，耐心解释与实际行动应当互相配合。适当抓住某一个争议议题，突出其民主不改的本色是上策。所以党主席何俊仁希望核心党员能够在8月份留守香港，一则集思广益，渡过难关，二来如遇突发情况，可以做到随时总动员。这时的民主党已经向一个成熟的具备执政素质的政党迈进。
民主党的目标直指2017与2020
民主党在此次政改博弈中，戏份最重。从开始拒绝“五区公投”开始，到后来的“破冰会面”，民主党走的都是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政策。虽然遭受激进泛民的严厉声讨，但毕竟是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不敢想象，如果这次的整改仍旧遭到否决，香港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民主党作为一个20年历史的大党，在立法会拥有9个席位（现时8个），是立法会第二大党，一直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前列。由于08年社民联与公民党的崛起，泛民版图忽然变得有些拥挤，因为大家的光谱都比较相近，政治诉求都是以道德表述为主体、辅以街头抗争的表达形式。泛民的光谱严重重合导致的的后果就是选票的互相重叠，在08年立会选举的时候，配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比例代表制的原因，配票的成败完全能够导致一个或几个议席的得失，但是成功的配票却依赖于遵守非常严格的选举策略、能量巨大的选举宣传，以及大家互相配合理解的选举取态，但这些关键的因素，却完完全全都是泛民阵营的弱点。所以，在现时的比例代表制下，虽然能够兼顾一些小党派进入立法会发声，但是绝对不可能形成单一反对大党。民主党如果不满足充当千年反对党的角色，就必须与激进民主派拉开距离，因为香港现在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发声的激进民主派声量很大，每次运动都冲在第一线，但是人数并不是很多。而心向往民主自由的广大市民又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接受民调的时候也会吐露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但是如果让他们走上街头去激烈抗争，他们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
这样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激进的民主道路在香港是走不通的。因为一个社会想要进行一场触动根本的变革，除了少数的激进领袖做出自我牺牲，以唤起民众的良知；或者社会的根本矛盾已经达到一个不可调和得阶段，政府已经失去绝大多数民众的信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确实存在，但是还没有到民众需要起来激烈抗争的程度。虽然政治压力逐渐增大，但是很多触及根本利益的统治手段并没有在香港使用，香港民众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缺少破釜沉舟、干洒热血的抗争精神。
基于以上分析，民主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必须迈出跨阶层这一步，迟早要进行这种转变，因为一个激进的政党是不会成为领导大多数人民的执政党。
公民党是“五区公投”最大赢家
从“五区公投”到“曾余辩”，直到最近坚定的反对“民主党版”区议会方案，公民党每一步都走的非常扎实与稳重。“五区公投”是公民党全面扩大泛民地盘的标志性事件，在民主党临阵退缩、建制派全面杯葛、港府刻意冷处理的全方位打压下，“五区公投”取得近50万香港人民的授权。不论建制派如何解读这次投票，但这50万人能够顶住压力，出来投票，事情本身已经说明在民众的心中，充满着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是不论如何也不能被冷冻处理的。“‘五区公投”让公民党从政治光谱中间偏右的位置，完全浸入泛民阵营，与民主党直接正面交锋争取选票。公民党在与社民联推动“五区公投”初期，民调一度有所降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参加“五区公投”的两位立法会议员，他们的知名度却有显著提高，陈淑庄08年能够进入立法会，全靠余以一己之力硬托上去，在立会中也鲜有表现机会，这次的活动正好给了公民党联系基层，亲近选民的机会。公民党参与“五区公投”后，余作为泛民领袖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在获邀与特首进行辩论的资格后，泛民领袖的地位已经植入市民心中。
“曾余辩”的事态发展充满了诡异的变化。首先是这场辩论的发起人是增特首，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余是知名的大律师，曾一直以正统刻板的形象示人，很难想象曾会提出这么个扬短避长的决定。根据事后的分析，这个决定应当是曾团队自己的决定，因为中央的口风是不反对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语境中，不反对，同时也意味着不支持。事态的发展，合乎很多分析人士的评论，余在辩论中充分表达了争取民主的愿景，同时就政改即将投反对票做了充分的说明，以期能够打动广大市民，从民调的分析来看，余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次辩论不但开创了反对派就重大事件可以与特首进行电视直播辩论的先河，而且对以后遇到类似事件也会形成某种惯例，在野领袖如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提出反对动议，执政领袖就应当视形式接受或否定进行公开辩论。不过如果否定公开辩论，将会对民调造成严重损害，倒不如光明正大接受挑战，即使不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在辩论中，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与理由，也不失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曾这次的辩论，表面上看是输了，但由于辩论也没有一个定量的输赢标准，所以从事后的解读来看，曾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至少把想对市民说的话，在不受大声公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完整的表述清楚。
港府被边缘化
本来这次的政改，应当是港府唱主角、中联办在旁边帮腔、北京政府在背后运筹帷幄、建制派在侧翼保驾护航。但是根据事态的发展轨迹来分析，这次政改从咨询阶段开始，北京政府就有意绕开香港本土势力，直接与泛民中的温和派进行接触。从民主党公布的“政改六人工作小组报告”中不难看出，从09年下半年开始，民主党就已经开始为是否参加“五区公投”进行政治抉择，民主党最终选择了放弃参与“五区公投”转而与北京的特使进行接触。民主党是否与中央存在台底交易，我们这里不做猜测，但保留质疑的权利。但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正是因为民主党与“五区公投”划清界限，才能够与中央特派员建立联系。事件进入第二阶段后，民主党与中联办进行了“破冰之旅”，在这里，仍然看不到特区政府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只是特首与一众高管，汗流浃背的在社区起锚。如此重大的谈判事项，港府即使不能够参与最终决策，但面子上必要的工作也被省略了。难怪特首如此高调的落区宣传起锚，因为特首无法参与更高级别的会谈，只能够发动基层运动来影响政局，以期通过民意来打桩，进而在政改问题中夺得更多话语权。不过特首近两年的执政理念过于偏重建制派，导致很多关乎民生的议题，不是被否定就是被搁置，进而基层民怨沸腾，民意也插水式下跌。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有意绕开港府，里边应该有两层意思：
一是对港府治理香港不利的一种不满。“港人治港”，这是邓小平向世界郑重承诺的治港理念，但由于英国殖民势力的退出，中央的权力架构还未在港建立之际，港府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合法性，全面向建制派靠拢，以期依靠建制派在议会中的保驾护航来推行各种执政理念。
但是建制历来都是由商人来掌控，商人的本性是逐利的，我们不能够期望依靠本性贪婪的商人来领导政府。而且是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议席是由商人或商人的代理人来占据，这在政策的制定中，无形对港府构成了强大政治压力，任何民生的议题都是港府所不愿触及的，是因为有建制这座大山横亘在眼前。港府这样的小心谨慎，换来的是建制的尾大不掉，如果港府不能够强势的掌控政改的主导权，中央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或亲自出场。这届政府的任期已经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与下届政府能够与建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被建制牵着鼻子走，因为很多的香港市民已经被建制所压迫的很久了，积蓄了怨气，正需要港府替他们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据近几年的事态发展分析，港府已经被建制派捆绑，在很多民生议题中都看不到执政者独立的声音，形成了强议会、弱政府的情况。建制内心是不希望政制向前发展的，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任何政制的发展与变动，都会涉及重新洗牌的过程，权力的分配在洗牌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变数，这是现在的既得利益派建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次的政改是不能依靠与建制捆绑的港府的，只能够寻找代理人来与民主党谈判。不使用港府居中斡旋，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建制的泥塘中愈陷愈深。
二是中央有意保护港府的形象。一旦政改拉到，政制原地踏步，责任首要在中央，对港府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我们从保护香港政府的角度来分析，中央这次通过代理人，直接与民主党谈判，可以说是惊险万分。在民主党三个条件，最后只坚持一个得情况下，最后时刻才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决定同意，其中过程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可以说这次政改能够通过，民主党与中央都是尽着最大的努力与诚意在谈判，如果谈判过程出现一丝差错，现在的结果就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可以这么说，从泛民历来对民主的追求来看，这次的政改，如果不出意外，再次拉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中央可以说已经做好了政改再次拉到的准备了，因为这次的政改方案，对比05方案，改进不多，修补而已，泛民是铁定不会收货的。正因为知道方案不会有很多进步，社民联与公民党才会孤注一掷的进行“五区公投”，他们是在赌这个方案肯定不会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才有如此勇气，先辞职，再补选。如果政改再次拉到，港府的形象必定破产，民意将降至低谷，这也是中央不愿看到的情形。如果中央直接与最大反对党 “民主党”直接对话，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民众的火力必然会集中到中央或民主党这边，对港府的压力会减轻很多。即使中央最终同民主党达成协议，民间的不满情绪还是把民主党搞的精疲力竭。如果这次的政改再次拉到，民间的不满一定如火山喷发，中央这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替港府扛下这个雷了。港府如果主导政改再次拉到，再次发生一个50万人上街的盛况，曾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所以，中央这次是在替港府扛雷，成功了，港府作为胜利者去庆祝，从最近的民调显示，港府和曾特首的民调在政改通过后一路走高，符合预期。政改失败了，中央作为直接谈判者，承担主要责任，港府的压力自然会减轻许多。
中央政府的得与失
香港的政制改革，绝不单单局限于香港本地：往大了说，台湾与澳门的华人在看着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往远了说，香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贸易港地位不似以往般重要，但作为大陆窗口的功能并没有失去。刚回归时，中央对港府的干预并不是很多，“港人治港”在这个时期还是能够贯彻的，但由于董特首没有没有政治管制经验，很多政策与现实脱节，导致03年50万人上街，影响中央收回香港后多年努力营造的正面形象，并导致董特首来年下台。中央政府在看到港人强大的政治诉求后，认为香港民众如果集结在某一议题下，争取权利的能量非常巨大，遂转变管制观念，由从前的“港人治港”过渡到现在的“京人治港”，在控制媒体舆论的同时，更加依靠建制的力量来制衡泛民，造成现在建制尾大不掉的局面。观念转变后，能够启用曾特首，说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还是倚靠公务员治理香港比较稳妥。但公务员治港最大的弊病，就是“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直接导致港府在很多具争议的议题中，不是搁置就是放弃，错过了很多可以改善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机会。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香港的政治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
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给人感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是抓还是放，让人摸不着头脑。从这次的与民主党谈判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5月下旬同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就政改，普选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6月6日，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南下深圳会见曾荫权，正式表明民主党的区议会方案已被否决：「方案到此为止」
6月14日，即方案被判「死刑」后一星期，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约他们会面，询问假如中央接纳区议会方案，民主党是否会九票支持通过政改方案。
6月17日，曾荫权与公民党余若薇辩论。
6月17日，梁爱诗「转軚」支持民主党方案，表明北京绿灯已亮。
关键的日期点在六月十四日方案被习否定至六月十七梁爱诗表态支持民主党方案这一周，这关键一周的剧情跌宕起伏、眼花缭乱，当大家都对这次政改已经失望之际，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让大家不明就里。中央在这一周里，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才会做出对民主党妥协的决定，以中央以往的强硬态度，这次的政改拉到的概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在如此重大事件中，做出前后矛盾的决定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个方面来分析：
一、 香港的深层次危机。深层次危机来源于贫富差距、流动性停滞等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权力的不均衡。功能组别议员与直选议员在议会中享有同等权力，但权力的来源却差别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功能组别议员先天性的认受性不足，同时在对待选民的态度方面，功能组别有时可以至舆情于不顾，恣意妄为，导致政府威望在建制的拖累下，节节走低。一个认受性先天不足的政权，在平衡社会利益方面又不能照顾到多数弱势群体，如果政改再次拉到，政府跛脚，将再次激化社会矛盾，这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二、 中央的2012政权交接。2012对中央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十八大的卡位运作可以说已经介入了这次的香港政改。首先中央需要考虑的是政权能否平稳过渡，如果政改拉到，政制原地踏步，彻底激怒泛民，谁能保证香港人民2012不会来一次类似03年的大游行？政权的交接点，从古至今都是以平稳为第一要务。在2012年这个时间点上，香港的立会选举绝对不能乱，如果出现差错，将直接影响新任领导人的管制威信。中央这次的妥协姿态，可以说已经把泛民中能量最大的民主党争取到中间地带，公民党与社民联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力量确实还很弱。民主党最为这次谈判的对象，已经与中央达成妥协约定，断然不会在2012掀起新的波澜，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央即乐的拉拢住最大反对党，又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稳定局面，是中央的一石二鸟之计。
不过，从谈判的过程发展来看，我们看不到中央对香港事务的长远规划，给人见招拆招的印象。习作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他的发言应当是国家对香港事务最具权威的观点，但是我们明显的从曾否定政改，到一个星期后中央又表态支持政改，这其中的政治转向之剧烈，政策随意性之无序，处处显露出中央在遇到具体问题时的无助感。一个政策的制定，就是一种方向的肯定，香港的政制发展，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如此重要的抉择面前，我们发现其实中央也没有下定决心向左还是向右走。所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应当制定长远政策，为2017与2020制定出路线图，这样的政治发展才符合香港利益。明确方向，不论建制还是泛民都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部署，制定计划，规划未来的发展，社会的磨合成本才会降到最低。路线图的作用是给各方调整势力范围的空间，尤其是建制可以利用其时间来换取生存空间。以建制的社会能量来寻求政治空间，其实本不是难事，但建制躺在政治温室中已经许久，习惯了免费政治午餐。这时如果中央出台路线图，建制可以依据路线图来调整自身弊端，充分适应环境，利用现代政治运作机制，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发挥建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香港与中央的关系，可以说是唇亡齿寒。在中央管辖的政权体系中，香港与澳门是特例。中央能不能够利用香港与澳门的特殊历史地位，充分理解吸收现代民主政治的先进之处，这是衡量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契机，香港就像开启这扇大门的一把钥匙，现在交到了下届执政者的手里。
香港未来的发展
中央的治港政策，近几年逐渐改弦易张，由原来的“港人治港”逐渐过渡到“京人治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知道，中央与香港的政治体制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处事原则也不同，这都是源于百年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这种整体思维惯性，造成了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看法不同，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双方的误解。这时考验的是中央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来掌控局面，这种自信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通过政治运作、人事任免、舆论导向等各种手段，不断得到加强的。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形象，正确形象一旦树立，其他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而且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尽量少直接出手干预香港事务，能用代理人解决的就不要出面得罪人。中联办的官员讲话，经常被香港媒体所断章引用，如果时间久了，会对民众造成中联办不但干预香港事务，指手画脚，还会对中央在香港的管制权威造成伤害。
在文章结束之际，看到了两篇有意思的文章，单独看这两篇文章，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只要是对香港基本情况有些了解的人，立刻能够从标题看出两篇文章的内在联系。
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董建华力挺梁振英出任下届特首，董建华首先找的是香港的大地产商来进行游说。为什么董建华要找地产富商来进行游说工作呢，是因为“这批人士除了本身极有可能跻身2012年特首选举委员会外，其公司的雇员及友好人士等合共手握一定数量的选票，影响力甚大。”
可以说，特首选举委员会是变相的富豪俱乐部，这种以商人利益为主导的小圈子选举出来的特首，不论是政府的管制权威及认受性肯定再度备受社会质疑，而特首及高官背负着「合法性不足」的先天基因。在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必然遭受建制与民意的双重打压，导致政府行动愈趋谨慎，固步自封。
第二篇文章是谢国忠所写，题目为“香港的一切苦难来自对房地产的迷恋”，这篇文章从经济角度对香港回归后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尖锐的指出香港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弊端。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已经影响到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也日益面临被中国大陆边缘化的危险。可以说，香港具有许多优势，比如说奉公廉洁的公务员队伍、高效公平的司法制度、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建制透过立法会的小圈子运作，正逐渐被消磨殆尽。
文章的最后，不论这次政制改革的结果如何，我们总算看到中央能够直面香港的政治现实。这次的政改，在最终关头发生转变，应当是中国最高执政者胡在最后改变了主意。胡作为最高执政者，显然不希望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在他的任期爆发。中央应当拿出魄力，充分信任港人，不论下届是唐英年还是梁振英，我们都应当持鼓励的态度。香港如果能循序渐进的进入民主社会，中国大陆还会远吗？
郝铁川是否需要不时挑逗港人敏感的神经？
2010.09.06
郝铁川在香港记者协的讲话已经过去半月有余，双方的争辩已经沦为口水战，其中的是非曲直各方都有鲜明的立场。此文章一经发表，各种政治势力争相表态，其中不乏政坛明星级选手。这也难怪，这么好的素材，这么好的舞台，大家不表现一番，真是对不起郝主任抛出的这番理论。本来理论探讨，没有对错，但如果披着官方的外衣，再说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想不被炒热都难。很多专家已经从法律、学术、历史等方面来对讲话进行论证，不论讲话正确与否，我这里想探讨的是：中央的官员是否已经适应香港政治运作模式？
与香港媒体打交道需要智慧
到底有多少人认真看过郝铁川的讲话原稿，我对这个数字不太乐观。很多人只是从媒体的报道或文章的只言片语来了解这个事件的始末，还有很多人只是看到媒体新闻报道的标题，就已经开始打腹稿来驳斥郝的言论。香港是个言论新闻自由的特区，官员平时的讲话，即使完全正确，也很容易让反对派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驳斥。更何况郝这次的讲话，本身就有很多演义的空间，对与错在不同的立场非常容易转换。
中央的官员，一般与媒体打交道的常态是这样的：首先邀请与自己关系要好的媒体，给若干车马费，然后媒体记者发表通稿，大家皆大欢喜。如果遇到不合作的媒体，首先从经济方面制裁，如果还不屈服，行政压力或法律制裁会紧跟其后，一般这样下来，异议的声音几乎可以绝迹。但是这样的惯例在香港是行不通的，香港经过多年公民教育，记者有其自身的行业荣誉感。投入这个行业，并不仅仅是一份饭碗，而是一种通过报道新闻事实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本来郝的讲话实质，初衷并不是想干预新闻自由，但经过香港媒体与泛民的不断演义，最近已经演变成在危机中是否应当进行新闻管制的辩论。事态的演化过程，可以说已经把中央对香港的管制政策拖下水，造成中央是在为新闻管制造舆论。这样的诡辩结果，想必并不是郝的初衷。
官员与记者打交道，是需要技巧的，这正是大陆官员最欠缺之处。大陆的官员，已经习惯了躺在安全的政治温床中，不用太在意新闻与民意对政绩的影响，这就养成了对待媒体，无论说话还是做事，甚少考虑后果的行为举止。但如果把这些大陆的不良习惯带到香港，首先媒体就会鸡蛋中挑骨头般把你的讲话进行筛选，挑出对己有利，对你不利的内容，进行渲染式报道。其次反对党会根据媒体报道的民意反映，有针对性的进行话题炒作。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增加保管率，议员的生命就是曝光率，只有维持足够高的曝光率，选民才会了解议员，再下次选举时，该议员才会从其他被选举人中脱颖而出。所以说，媒体依靠反对议员的观点来进行报道，增加报纸的销量，议员也同样依靠报纸的报道来增加影响力，双方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在媒体面前的讲话，既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大陆的官员需要学习香港的舆论行为规范，尽量避免低级失误，因为官员的一次失误，失掉的将是政府的民心。
中央政府的管制技巧
怎样才能既不丧失中央政府的管制权威，又充分放权给港府，让“港人治港”落在实处，是现阶段中央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央插手香港事务过多，势必引起港人反感，容易被泛民利用从中作文章。如若放权过多，对社会、经济等领域的掌控将减弱，从战略角度来说，也是中央所不能接受的。怎样才能在平衡中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呢？寻找可靠的代理人，是现阶段唯一的办法。
郝的讲话，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是作为学者来和大家探讨问题。如果郝没有中联办的背景，这样的话题绝对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中联办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一方面不停的解释香港政府的中枢在中环，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总是在香港敏感问题上发表言论，违背中联办这个机构设置的初衷。香港一些社会组织，将游行示威的终点，由以往的特区政府总部，移到了中联办。从游行的终点可以看出，香港人民已经感觉到，权力的中枢已经逐渐由中环向西环倾斜。这其实对中央政府的管制威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所谓做的越多，出错的机会就越多。
这次郝的讲话，被泛民解读成为“23条”立法，多名建制高层紧急出来进行澄清。这样先打后揉的政策，在政治空间狭窄，舆论不发达的大陆，非常的奏效。但是在香港，抛出此话题，只会给泛民提供炒作的机会，令建制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中进退失据。
我认为，以后中联办的官员，在敏感话题的讨论中，可以少发言或不发言。即使什么都不说，也比说错话令泛民穷追猛打要好。中央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控香港的前进方向。具体的事务，比如一些敏感话题，我相信还是应当由港人自己来讨论比较好。如此一来，中央不但能够得到一个不干涉香港政府运作的美名，还能够让泛民闭嘴。
事态的发展演变
不论泛民如何解读郝的讲话，郝作为中联办官员，能够公开讲话，一定是经过高层审时度势后批准的。在政改通过后，现阶段整体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趁机抛出一些敏感话题，试试社会的反应，这应当是领导的思路。但是，中央也应须知，香港是有民意调查的，现阶段并没有公开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民意满意度调查，我猜想这方面的工作应当也是在做的。郝的讲话出来后，根据这些天对媒体和舆论的观察，中央的民意应当是插水式下跌的，可以说已经淹没了前阶段政改通过后对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好感。如此行事，可以说不是一个成熟政府应当的修为，成熟的政府不会不时触碰社会敏感问题。如遇社会敏感话题，应当用超高的政治技巧、舆论的引导，抑或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来从侧面化解危机，而不是硬邦邦的抛出炸弹，随大家疯狂的去发挥，去演绎。“23条”立法，本身就是一个港人心中的定时炸弹，别说现在提及，即使不提，还不时的有人把不相干的话题向这个方向引导。这种把自己放在靶场当靶子的做法，等于是给泛民提供了攻击的机枪和子弹。
最后，不知道抛出郝的言论是否达到了初始的目的？如果是准备牺牲一两个低级官员来测试港人对敏感问题的接受程度，这样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郝的言论只是想为“23条”立法来铺路，可以说这是一招臭棋。因为香港毕竟不同于内地，香港的公民社会非常发达，记者职业素养非常高，郝的几句讲话是吓不倒香港人民的，反而会激起香港人民同仇敌忾的悲壮感情，03年的游行就是在民怨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后果。既然说了也没用，还会引起大家的反感，那就不要说了，或换个方式表达如何？因为中央的民意在香港已经很低了，经不起这样屡次的折腾，假如真有一天港人对中央的忍耐到达极限，这种裂痕就不是短时间能够修复的了。
郝铁川在香港记者协的讲话已经过去半月有余，双方的争辩已经沦为口水战，其中的是非曲直各方都有鲜明的立场。此文章一经发表，各种政治势力争相表态，其中不乏政坛明星级选手。这也难怪，这么好的素材，这么好的舞台，大家不表现一番，真是对不起郝主任抛出的这番理论。本来理论探讨，没有对错，但如果披着官方的外衣，再说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想不被炒热都难。很多专家已经从法律、学术、历史等方面来对讲话进行论证，不论讲话正确与否，我这里想探讨的是：中央的官员是否已经适应香港政治运作模式？
与香港媒体打交道需要智慧
到底有多少人认真看过郝铁川的讲话原稿，我对这个数字不太乐观。很多人只是从媒体的报道或文章的只言片语来了解这个事件的始末，还有很多人只是看到媒体新闻报道的标题，就已经开始打腹稿来驳斥郝的言论。香港是个言论新闻自由的特区，官员平时的讲话，即使完全正确，也很容易让反对派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驳斥。更何况郝这次的讲话，本身就有很多演义的空间，对与错在不同的立场非常容易转换。
中央的官员，一般与媒体打交道的常态是这样的：首先邀请与自己关系要好的媒体，给若干车马费，然后媒体记者发表通稿，大家皆大欢喜。如果遇到不合作的媒体，首先从经济方面制裁，如果还不屈服，行政压力或法律制裁会紧跟其后，一般这样下来，异议的声音几乎可以绝迹。但是这样的惯例在香港是行不通的，香港经过多年公民教育，记者有其自身的行业荣誉感。投入这个行业，并不仅仅是一份饭碗，而是一种通过报道新闻事实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本来郝的讲话实质，初衷并不是想干预新闻自由，但经过香港媒体与泛民的不断演义，最近已经演变成在危机中是否应当进行新闻管制的辩论。事态的演化过程，可以说已经把中央对香港的管制政策拖下水，造成中央是在为新闻管制造舆论。这样的诡辩结果，想必并不是郝的初衷。
官员与记者打交道，是需要技巧的，这正是大陆官员最欠缺之处。大陆的官员，已经习惯了躺在安全的政治温床中，不用太在意新闻与民意对政绩的影响，这就养成了对待媒体，无论说话还是做事，甚少考虑后果的行为举止。但如果把这些大陆的不良习惯带到香港，首先媒体就会鸡蛋中挑骨头般把你的讲话进行筛选，挑出对己有利，对你不利的内容，进行渲染式报道。其次反对党会根据媒体报道的民意反映，有针对性的进行话题炒作。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增加保管率，议员的生命就是曝光率，只有维持足够高的曝光率，选民才会了解议员，再下次选举时，该议员才会从其他被选举人中脱颖而出。所以说，媒体依靠反对议员的观点来进行报道，增加报纸的销量，议员也同样依靠报纸的报道来增加影响力，双方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在媒体面前的讲话，既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大陆的官员需要学习香港的舆论行为规范，尽量避免低级失误，因为官员的一次失误，失掉的将是政府的民心。
中央政府的管制技巧
怎样才能既不丧失中央政府的管制权威，又充分放权给港府，让“港人治港”落在实处，是现阶段中央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央插手香港事务过多，势必引起港人反感，容易被泛民利用从中作文章。如若放权过多，对社会、经济等领域的掌控将减弱，从战略角度来说，也是中央所不能接受的。怎样才能在平衡中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呢？寻找可靠的代理人，是现阶段唯一的办法。
郝的讲话，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是作为学者来和大家探讨问题。如果郝没有中联办的背景，这样的话题绝对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中联办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一方面不停的解释香港政府的中枢在中环，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总是在香港敏感问题上发表言论，违背中联办这个机构设置的初衷。香港一些社会组织，将游行示威的终点，由以往的特区政府总部，移到了中联办。从游行的终点可以看出，香港人民已经感觉到，权力的中枢已经逐渐由中环向西环倾斜。这其实对中央政府的管制威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所谓做的越多，出错的机会就越多。
这次郝的讲话，被泛民解读成为“23条”立法，多名建制高层紧急出来进行澄清。这样先打后揉的政策，在政治空间狭窄，舆论不发达的大陆，非常的奏效。但是在香港，抛出此话题，只会给泛民提供炒作的机会，令建制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中进退失据。
我认为，以后中联办的官员，在敏感话题的讨论中，可以少发言或不发言。即使什么都不说，也比说错话令泛民穷追猛打要好。中央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控香港的前进方向。具体的事务，比如一些敏感话题，我相信还是应当由港人自己来讨论比较好。如此一来，中央不但能够得到一个不干涉香港政府运作的美名，还能够让泛民闭嘴。
事态的发展演变
不论泛民如何解读郝的讲话，郝作为中联办官员，能够公开讲话，一定是经过高层审时度势后批准的。在政改通过后，现阶段整体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趁机抛出一些敏感话题，试试社会的反应，这应当是领导的思路。但是，中央也应须知，香港是有民意调查的，现阶段并没有公开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民意满意度调查，我猜想这方面的工作应当也是在做的。郝的讲话出来后，根据这些天对媒体和舆论的观察，中央的民意应当是插水式下跌的，可以说已经淹没了前阶段政改通过后对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好感。如此行事，可以说不是一个成熟政府应当的修为，成熟的政府不会不时触碰社会敏感问题。如遇社会敏感话题，应当用超高的政治技巧、舆论的引导，抑或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来从侧面化解危机，而不是硬邦邦的抛出炸弹，随大家疯狂的去发挥，去演绎。“23条”立法，本身就是一个港人心中的定时炸弹，别说现在提及，即使不提，还不时的有人把不相干的话题向这个方向引导。这种把自己放在靶场当靶子的做法，等于是给泛民提供了攻击的机枪和子弹。
最后，不知道抛出郝的言论是否达到了初始的目的？如果是准备牺牲一两个低级官员来测试港人对敏感问题的接受程度，这样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郝的言论只是想为“23条”立法来铺路，可以说这是一招臭棋。因为香港毕竟不同于内地，香港的公民社会非常发达，记者职业素养非常高，郝的几句讲话是吓不倒香港人民的，反而会激起香港人民同仇敌忾的悲壮感情，03年的游行就是在民怨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后果。既然说了也没用，还会引起大家的反感，那就不要说了，或换个方式表达如何？因为中央的民意在香港已经很低了，经不起这样屡次的折腾，假如真有一天港人对中央的忍耐到达极限，这种裂痕就不是短时间能够修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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