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当选特首，中央的策略及分析

 2012.6.24

    梁振英的特首选举之路，跌宕起伏，俨然一部好莱坞大片。中央在这次的特首选举中，可谓赤膊上阵。为了力挺梁的当选，甚至不惜与建制派公开决裂。此役过后，中央治港之路将更加艰辛与曲折。

梁振英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值得鼓励。但其为了目的，不惜代价的行为方式，非常值得中央警惕。

　　首先，中央这次力挺梁，操盘手应当是新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王光亚作为外交系统出身，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唐英年作为建制派的太子，辛辛苦苦培养了这么多年，临场被换掉，一定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硬伤。据个人分析，应当是与香港本土势力过于紧密，而香港本土势力一直与中央存在着治港理念的矛盾。

　　作为港土势力的代理人，唐英年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并不是很大。从其政纲中，我们并不能看到很多属于唐自己的东西，并不是拿不出来，而是位置决定了唐的政治立场。笔者前文论述过，当李嘉诚先生出声挺唐的时候，就是唐失去特首宝座的一刻。

　　中央这次不惜得罪港土势力，也要力推梁的上位，关键因素在于这次的特首并不是只做一届，重点在17年的“普选”，17年“普选”未知的变化太多，如果不从这次打好根基，17年翻车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中央这次，必须启用完全信得过的自己人。唐作为建制派的代表，利益诉求在某些方面与中央并不一致。而且中央也并不希望看到今后10年的香港主导权完全落在港土势力手中。并且这次的香港特首任期也非常微妙，与新任中央领导人的任期相同，这就导致了唐的落选，并不是非常偶然的事件。

　　如果港土势力能够在沉住气，避免与中央直面对抗，采用迂回策略，效果会更好。从梁组阁难度陡增，我们应当能够看到这种趋势。所以说中央这次的策略，强势的有些过头，较少考虑到建制派与公务员系统的感受。尤其是投票关键期，采取了挨个谈话的方式，引起建制派极大不满。这种硬推的后果，就是造成建制内部的割裂。本身梁的民调就不是很高，建制内在割裂一部分选票，这个坡脚鸭政府，梁是坐实了。

　　中央这次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梁一个篮子中，是否赌注太大？客观的说，香港没有政治家。梁的当选，也是中央为了不让建制派做大，才临时推举出来的人选。这个人选，中央未必十分满意，从一开始出现的陪跑论，到后期的劝退论，可以说中央也在挣扎、权衡利弊，后来当李先生出声挺唐的时候，中央应当才下定决心全力托梁。但是，中央对梁的控制力，究竟能有多大，这是个未知数。有人猜测，梁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所以中央对梁的控制力应当是足够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7年普选，梁的治港理念与中央有差距，梁是否会劫持民意，与中央对抗？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是次选举，中央打击唐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唐的民望不高。这个理由如果放在17年的特首选举，总不能选出一个比这次的唐民望更低的特首来吧？所以说，中央对梁的掌控不会太顺利，因为梁为了17年的顺利过渡，必须主打民意牌、民望牌，与泛民直接交锋，争取民众支持，这就会导致建制与梁的进一步割裂。如何修复这种情感上的分裂局面，才是中央近期最应重视并首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香港特首选情分析：唐英年的劣势与梁振英的优势

随着两位参选特首候选人的态度逐渐明朗，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届特首必将在唐梁二人中胜出。那么到底是唐还是梁，成为香港坊间最近讨论的大热，但分析评论大多还是立足于香港本土，这从一个侧面也暴露出港人在政治层面所欠缺的宏观视野。“港人治港”不是口号，但“港人治港”路线的实施必须纳入中央的整体考量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需要我们在考虑香港政体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关注中央政权的发展态势。唐梁之争，表面是香港特首之争，但其中蕴含的中央对香港深层次权力之争夺，港媒却极少涉及。其中固然有媒体投鼠忌器之忧虑，更多的只是对中央政府运作缺乏了解，抑或是这类的权力运作属于表面之下暗涌的潜规则，不可明说。
“保守路线”或“改革路线”
唐梁之争，从政治层面可以简单归类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当李嘉诚先生出声力挺唐英年的时候，“商界保守派”的标签已经深深的烙印在唐的身上。不管唐的支持者如何极力为唐摆脱这种影响，但从唐一贯的言行来看，唐的处事风格与政见确实属于偏保守阵营。
政务司长，港府的二号人物。港府的荣誉，属于特首曾荫权，港府的过失，唐是否能够撇清干系？如果港府的民望高企，对唐是一种正面的促进，但如今港府惨淡的民望只会成为拖累唐的负担。唐与港府已然成为打包的关系。试问唐如当选特首，是否能够明天的我打倒今天的我，大力进行锐意改革，改变现如今港府的被动局面？
唐的优势在于行政系统经验丰富，能够与公务员系统进行无缝衔接，对港府现有管制团队冲击小。但优势有有时也会转变为劣势，唐所仰仗的这些优势，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就会成为保守的代名词。我们都知道，特首作为政治家，行政经验只是其执政能力的一方面，特首更重要的角色是发现问题，并找到合适的人来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管制团队所应当表现的素质。
而梁振英则无此包袱，在其博客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对现行政策的不认同。不认同，就要改变，改变就需要触痛某些人的利益，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从各方了解到商界对梁的支持有限。梁也无意成为商界的代言人，而以香港良心自居。我们可以看到梁的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从理性的角度来改变香港现今的深层次矛盾。这种对现状的不满，如果没有通道去发泄与反馈，将造成香港社会族群的分裂，暴力的横行。梁的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割裂的社会现状。
保守与改革，只是相对而言。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不论是唐或梁谁人上位，都预示着中央的政策风向将会为之转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香港的特首之争，同样是中央未来政治走向的一种预警。从唐梁之争，可以看出中央同样在抉择。不单是选特首，因为两人都同样可靠，绝对不会与中央出现不同的声音。但两人的政治路线却又截然不同，让中央在选择人选的同时，又陷入了路线之争，这恰恰是最要命的。
大商界与大政府
个人意见认为，当李嘉诚先生力挺唐英年的时候，唐英年的特首之路已经渐行渐远了。香港商界作为香港本土力量的代表，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可以说不逊于港府，在某些方面甚至能够影响港府的运作。如果港府的特首是一个与商界渊源颇深的代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港府与商界俱为一体，从管制的角度来分析，确实有利于港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但从中央的角度分析，这样的一个大商界联合政府，是不是具备了足够的能量来与中央抗衡？商界本土力量影响政策制定，本身已经令人诟病，如果更进一步渗透进政府成为特首领导公务系统，则会更加令中央不安。这与特首是不是忠实可靠已然无关，这关系到中央对香港是不是具备掌控力、影响力与权威性。
特首得到商界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香港的商界通过曾特首的照顾，已然发展成为庞大的商业帝国，透过代理人影响政策制定实施，成为尾大不掉之势。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保持中立，顺应民意，对强势的商界形成压力，通过泛民的不断斗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对中央而言是最好的结局。中央可以透过建制的影响，平衡三方的利益，在均衡的态势中社会稳定的向前发展。
梁振英的博客，我是经常去看的，对香港社会矛盾的根源，有些文章分析的比较透彻，这也是商界不喜欢梁的原因之一。但梁难能可贵的是在分析矛盾根源的同时，能够拿出应对的方法，这是一个政治领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之一。很多政治领袖也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本质，但碍于自身权力来源的先天不足，或对解决问题所遇到的阻力产生畏惧，往往会对问题束之高阁或绕路而走，曾特首是这方面的专家。
梁的政治理念，很多都已经成为文字，较系统的论述也比较丰富，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字作为梁竞选特首的政治承诺。反观唐而言，唐的商界背景，预示唐不可能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颇多建树，而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正是下界政府优先要考虑的议题之一。
政府与商界并不是要天然的对立起来，但如果政府与商界沆瀣一气，利用政治与经济的优势资源，任意盘剥民众，造成民众尖锐的对立，则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港府沦为李氏公司来经营香港岂不更好。
中央的态度
中央在这次特首选举方面，走棋颇为精妙，懂得了顺势而为。势，是一种趋势，利用得当，事半功倍；逆势而为，贻笑大方。中央的考量不是单单谁爱国、谁能力强、谁民意高，这些都是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在哪里，大家其实都知道，但都不便明说，那就是谁是“自己人”！
“自己人”的概念在港人看来可能比较陌生，但对一直生活在大陆，沉浸中国官文化多年的中共官僚来讲，这是选拔干部的第一要素。何为“自己人”？唐与梁可以说都是自己人，建制派吗！但自己人也会分是谁的人，这才是关键。很多港人的文章都会写到：唐与梁分别去京城找人脉来疏通关系，以期在特首选战中得到更多的祝福。但祝福真的管用吗？在中共内部分工非常明晰的今天，如果不是分管领导，再多的祝福也是浮云。
胡锦涛、习近平、廖晖、王光亚，这四人是决定特首人选的关键。首先说胡，胡作为中央的一把手，总书记，对特首的人选具有决定性的一票。习近平，作为未来的总书记，在如此关键的人事安排中，习的意见也是非常的重要。更何况习作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主管此项工作的最高领导，是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廖晖，港澳办前主任，当政港澳办期间虽无过错，但亦无功绩，更多的是苦劳。但廖毕竟当政多日，对香港政经非常熟悉，虽然已卸载港澳办主任之职，退居政协，其对香港政治圈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王光亚，港澳办主任，具国际视野，现今特首人选最具发言权的官员，如果这次能够选中心仪的人选，今后十年的执政路程就会非常好走；如果此役选人失败，2017普选的压力将全部由港澳办来背。所以说，这次的特首战，是其上任后的首次重大考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从王光亚上任后，梁振英可以说是愈战愈勇，其中固然有梁准备了很多年，机会到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港澳办主任的更迭带来的人事布局，我们都知道，如果王光亚继续沿用廖晖时代的旧人，对其工作开展是极其不利的。旧人的成绩是归结于前任还是现任，这都是问题。如果能够使用新人，而新人恰恰能够顺应大势博得满堂彩，那有什么理由不启用新人来打江山呢？
因为这中央领导人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决定了这届特首不会像往届那样很早就被钦点。应当说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还在为明年的人事布局进行卡位战，在这个紧要关头，特首的问题倒是其次，充其量只会作为更高层次的利益交换的筹码。
唐梁不论谁执政，都会面临同样地社会经济问题，只是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并加以解决。所以说，港人是有福气的，能够有两个候选人进行PK，双方为了争夺民意，必定会就一些民生问题展开讨论，不管讨论的结果怎样，都会对全社会凝聚共识产生积极作用，只要双方现阶段的竞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吴康民的“维稳”论，将使香港丧失“黄金十年”

2011.05.12

　　近日，吴康民的《谁能“维稳”，便是“真命天子”》这篇文章进入温家宝总理的视野，进而得到总理的单独会晤。这次的会晤过程乏善可陈，唯一的亮点出现在温总理的夫人这次的高调亮相。由于本文重点在于讨论吴康民的政治观点，温夫人的出现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吴康民作为爱国阵营的代表人物，从75年开始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爱国阵营中的老前辈。可以说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和中央最为接近的一群，从港英时代就能够与中央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作为中央收回香港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回归后，爱国阵营也得到了优厚的政治回报，可以说爱国阵营与中央现在是一种捆绑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特首选情如此微妙的时刻，温总理的刻意会晤，正表现了中央对香港下届特首的重视程度。因为下届特首的任务非常的艰巨，既要处理好香港自身的各种政治冲突，也要为2017年的特首普选做充足的准备，不论是连任，还是换人，普选的定义再如何解释，每人一票的现实情况是避免不了的。这就是中央在考虑下届特首人选的时候，显得颇为踌躇的原因。最近的中央领导人也频频会晤香港高层，从胡锦涛与李嘉诚的面谈，到温家宝与吴康民的会晤，中央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寻找下届特首的适合人选。
　　但我们同样也应当看到，不论是李嘉诚还是吴康民，他们仍然是守旧派与保守势力的代表。与他们的会晤，其中蕴含了两层的含义在其中：其一，他们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需要在晚年得到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这种中央国家领导层次的单独会晤，正好能够给予这种意义。其二，在特首选情的关键时刻，高调的会晤，能够让建制派得到心理满足感，在特首的选情活动中，做到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本次的会面，积极的意义还是主流，说明温总理在关注着香港局势，并没有因为十八大的原因而把难题留给下任。
　　笔者一直有这样一个判断：2010-2020将是香港发展的“黄金十年”。从中央与泛民进行破冰会面，到通过2012政改，不论是中央还是泛民都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以适应对方。求大同存大异，将是未来十年香港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生存法则。在2020年立会普选尘埃落定之前，各政治派别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激烈的卡位战，不论是泛民还是建制，甚至港府，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与支持，必定紧跟民调，有些政党甚至会大幅度的调整其自身定位（从民主党赞同政改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所以说，香港的政治生态必将更加的激烈与动荡，试问一个一心“维稳”的特首将如何面对如此困局？
　　香港的稳定，并不是依靠某个特首或政党来维持的。造成现阶段各阶级之间形同水火、暴力游行示威层出不穷、戾气遍布社会各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流动性停滞等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各阶层没有通畅的表达诉求的渠道，这样的后果是使社会丧失凝聚力，进一步会严重到割裂族群，造成社会分裂与动荡。从香港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初衷来看，比例代表制的使用，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党独大的情形，同时又能够保护中小政党的利益。但比例代表制的弊端也是非常的明显，如果社会稳定，各个阶层对现状普遍满意，就非常适合比例代表制的实行。但香港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虽然香港的整体经济水平非常发达，但还是有很多贫苦族群在贫困线上下挣扎；虽然香港的政府清廉指数全球领先，但年轻人对于民主政治的渴望同样非常迫切；虽然香港背靠大陆支持得以迅速发展，但随着大陆进一步开放与经济重心的北移，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能维持多久，是一个未知数。
　　就是这样的现实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特首，这些眼前的问题如何解决，香港不缺“打工仔”特首，香港需要“大政治家”特首。“黄金十年”同样可以变成“青铜十年”，如果特首没有解决矛盾的能力，香港回到青铜时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十年是非常关键的阶段，应当说中央对香港的控制力能否深入就在这十年。我们应当看到，“维稳”应该是基本要求，而不是最终要求，如果以能否“维稳”来划线，中央将逐渐失去对香港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普选的进程虽然缓慢，但绝对是潮流，这个历史潮流是谁都不能够阻碍的，当历史的洪水逐渐淹没脚踝的时候，千万不要发现我们的地基其实还没有打好。

香港政制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2011.03.29

　　通过研究香港政制发展，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中央与泛民，这对博弈双方的主角，就好似在一间黑暗的房间内手牵手走迷宫。显然,在黑暗的房间中，双方并不知道最终的出口究竟在哪里，但也不愿意在漆黑的房间中丢掉对方，所以，只能够极不情愿的互相牵着手，摸索着寻找光明的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一幕，我们还是需要从双方的内心最深处寻找答案。这种答案是双方不可名状的潜规则，只需要点到为止，绝对不会出现在阳光下，我们只需要从双方各自的需求进行分析，便可以窥探其中一二。
　　中央在半路杀出收回香港政权，从内心深处是充满了骄傲与自豪的。但碍于港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逐渐增强，中央现时对香港的管制，确实有些进退维谷。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直接导致了中央对治港政策的混乱与矛盾，很多人惊呼看不懂中央的政策，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中央的管制心态，就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
　　首先，从中央的本意出发，还是希望香港能够繁荣昌盛的。因为如果香港逐渐没落沦为死城，中央的管制方式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这是中央的大忌，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结果。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发展的欣欣向荣，一旦回到中央手中，就逐渐没落，只能说明要不就是中央的管制方式出现问题，要不就是中央的官员智商太低。所以，中央也在竭力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从政改中中央与民主党突然达成协议，证明了中央在管制香港事务方面的良苦用心。其次，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发生在香港的各种抗议活动，即时消息通过网络可以非常迅速的传入中国内地并广泛传播。这是中央现阶段最担忧的事情之一。我们知道，中央在内地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管制方式，其通过花费高昂的维稳费用，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但如果香港发生与内地产生共鸣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难免不会波及国内，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从前几天，泛民扬言要进行“紫荆花革命”大游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央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最后，中央同样需要泛民不时的出来游行抗议，以表示香港还是具有非常民主自由的特别行政区。同样，中央也需要香港作为一面旗帜来进行宣传，不论是从统战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香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保持香港一定范围的政治自由，对中央的外交政策绝对能够产生正面积极影响。试想如果香港在中央治下成为一言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绝对不利于中央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泛民的政治家能够在港人中获得普遍支持，靠的不是其自身具有多么出色的政治远见与领导力，而是一种悲情战术。这种悲情战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把自己处于弱小的地位，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悲情战术往往非常管用。可以说，在泛民与中央的对抗中，泛民的确处于非常弱势的一方，泛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客观现实，在各种选举中为了选票而大打悲情牌。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中央的强势地位，造成了泛民能够灵活的运用此战术，并乐此不疲。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中央能不能放下身段，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放弃现在的既得利益，充分给予港人以自由民主，做到比泛民还民主，同时占据泛民赖以生存的道德高地，让泛民失去生长的土壤，这时的泛民恐怕除了更加激进，没有什么更好的生存方式了。泛民现今的竞选口号是“双普选”，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真正实行双普选，将来的建制派绝对不会像现在这般如此不遗余力的维护商界利益。同样，建制派为了选票，也会对民意进行妥协，并在商界的支持下走一条比较中性的路线。这样的政治生态，从利益格局上来说，对泛民其实并不是利好。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泛民中的三大政党并不具有执政理念，他们所擅长的是占据道德高地，根据民意对政策或支持或反对进行政治投机。其政治取态并不像欧美成熟政党般稳定，而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民意决定自身的立场。这就会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议员的态度如果紧跟选民的意愿，将逐渐形成民粹主义。议员应当是在尊重选民意愿的基础上，从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目的出发，作出适合的政治选择。但泛民显然并不具备这样长远的政治眼光。
　　泛民不论政治光谱如何偏激，毕竟拿到港人授权行使权力，如果中央强力压制其生存空间，逼迫泛民采取极端行动，才是中央真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央在对待泛民的民主诉求时，一时也颇为忌惮，既不能够完全满足泛民的需求，同时也要照顾到泛民的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央一时拿泛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泛民对中央也从没有进行根本上的否定，而是进行有限的抗争。
　　泛民在与中央的博弈中，招数并不多，除了大打民主自由牌，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执政理念，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泛民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 泛民在未来10年中的斗争目标已由比较空泛的双普选，逐渐过渡到一城一池的阵地战。由于中央一直坚持功能组别这种小圈子选举形式，泛民可以利用港人对其的厌恶心理，获得较多的同情加分。从民主党与中央最近达成的政改协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泛民已经放弃2012双普选，甚至可以断言泛民对2020的双普选也并非乐观.但并不是说泛民不会主张这个旗号，他们反而会利用这面大旗在与中央的谈判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泛民知道中央的底线是绝对不允许出现泛民背景的特首或执政党，所以在今后10年的政治部署中，泛民将会把议席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来实现。如果能够成功踢走功能组别，控制多数议席，是泛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不能够废除功能组别，泛民将利用政治谈判或街头斗争，逐渐渗透功能组别，扩大功能组别的选票基础，造成形式上的普选，这种结果也是泛民乐于接受的。
　　中央透过利益输送间接控制香港，这条道路将会越走越窄，在没有政治魄力的特首与跛脚政府管制下，香港的未来将十分暗淡。新近特首热门人选的争夺逐渐白热化，但从港人对此冷漠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港人对这两人的政治前景都不报什么期望。这也怨不得港人政治冷漠，在唐和梁两人之间做选择，就好比左手与右手，大脑还是同一颗，怎么跳都逃不出如来佛的神掌。如果这时其中一人能够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比如复建居屋，其政治影响力绝对不亚于投向政坛的一颗核弹。但由于两位候选人的背景等客观条件所限，加上选举资源皆掌握于他人手中，所以近期不可能出现强势政治领袖。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已经延续了十四年，中央与泛民在互相扯皮争斗中失去了互信的基础，从近期游行中逐渐增多的暴力事件，也表明了港人的忍耐已经临近极限。港人的生存状态其实也很痛苦，既没有新闻管制，同样也不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等政治权利。但就是在这种政治生态非常宽松的情况下，生硬的出现了特首选举委员会，分组点票，功能组别这些反潮流的东西，就是这种半自由的状态最无助与最无奈。明明手中握有选票，但总是离理想的公民社会产生差距，如果社会的主流是经历过港英时代上世纪的老人们，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也还是能够接受的；但现在主流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世代，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中央政府的恩赐，这就造成了香港社会的割裂，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以上的分析有意回避了香港社会中的香港本土势力，他们在香港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一般不会亲自上场来影响政局，而是有意回避曝光率并刻意保持低调，通常做法是寻找政治代理人进行公开活动。有人说如果想得到特首宝座，必须满足中央的祝福与港人的信任这两个条件，但如果特首人选不能让港土势力满意，即使成为特首，其执政道路也必将崎岖与坎坷。
　　中央在管治香港过程中，始终与港土势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一个外来政权，从中央的内心深处，对港土势力是充满了深深的怀疑情绪的。因为内地经济的发展与香港具有先天的差距，中央对香港并不能进行强势管理，为了能够对香港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够在与港土势力进行利益交换式的管治过程中达到双方的目的。其实如果中央能够从一开始收回香港后，就逐步进行本土化的工作，经过14年的积累，港人不会看不到中央的诚意，但中央选择了与港土势力交换利益的管治方式，令港人倍感心寒。经过十四年的沉淀，在港人的心中，中央已经逐渐沦为保守势力的代名词，这种植根于港人心中的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冲淡。
　　现在的问题不是香港能否选出称职的特首，而是特首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的魄力。如果还是选出一个类似曾特首般的“打工仔”，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将更加深刻。因为中央已经宣布了准普选路线图，在今后的10年间，香港社会必然进入一个更加剧烈动荡的政治剧变期，各种政治势力为了适应准普选路线图将出尽各种招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特首来进行全局的掌控，香港即将进入政治、经济、社会倒退的10年。
　　最近的特首选战一触即发，不论是唐或梁，都还是属于上一时代代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背景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劣势，在香港“黄金十年”（2010年-2020年）的发展高速期，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政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最近很热的一个政治明星是田北辰,他虽然身在商界，但言论颇为激进。从代表雇员力争最低工资，到深入基层体验贫困生活，你可以说他做秀，但他确实在代表了一批新思想的商界人士，他们的理念是：在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并适当照顾贫困的族群。这样的商界精英才是香港未来的方向。我在这里断言，田北辰的政治目标，绝非立会议员般简单，以他的背景与能力，当选立会议员将是他起飞的平台。
　　中央的出路在于能否尽快实现香港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与香港本土势力组成执政联盟，在充分信任港人的同时，自身亦要沉浸于香港社会生活中，细心聆听港人的声音，让真正有能力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同时抛弃意识形态的禁锢，充分理解港人独立的精神世界，在不触碰中央管治底线的前提下，给予港人充分的政治自由裁量权。本土化的实施，需要时间的累积，距离2020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怎样充分利用这“黄金十年”，是考验中央是否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试金石。

从社民连的分裂，看泛民政治光谱的扩张

2011.03.18

　　社民连作为香港本土激进势力的代表，一直都处于政治光谱极左的位置。象这样激进的小型政党，只有在比例代表制的土壤中，才能够生存。换句话说，在比例代表制的影响下，只有不断去细分政治光谱，才能够利用有限资源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
　　社民连在年轻人中拥有很强的号召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80后逐渐掌控社会的主动脉，新生代的思维方式将逐渐占据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缺乏强势政府管制下，议会将渐渐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源泉，其凭借民意的授权，在政策价值取向中的角色将愈发重要。其占据道德制高点，不必过分担心政治平衡、社会分化等实际困难，只需紧跟民意主流行事就万事大吉。这样的结果就直接导致了政治家的民意至上论，这种趋势危险的地方在于，所有政治家都普遍缺乏长远规划，只注重眼前的政治得失，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社民连是次闹分裂，表面看是因为党内不同派别之间水火不容，但从其分裂后民调降低的同时知名度大增分析，这次的分裂，总让人感觉像是在演戏。社民连代表港土激进势力，历来选票都比较固定，社民连三子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铁票团队，只要不出现非常意外的结果，社民连的三个席位应该是所有议员中比较稳定的类型。这就导致了激进势力中的第二梯队的不满，如果采取党内民主报名，随意参选的策略，将大大分流激进派的票源。万一出现偏差，有可能出现激进派三席不保的情况。
　　如果社民连采取自我分裂的方式，将有如下好处。首先，炒热知名度。社民连这种类型的政党，属于典型的议题政党，本身不具备执政能力，只有通过炒热社会议题，利用府院矛盾，达到自我曝光的目的。这次的分裂，不论建制派媒体还是泛民媒体，都给予了密集的报道，虽然报道的角度与立场不尽相同，但结合网络的快速传播速度，迅速炒热了人民力量这个新兴政党，使人民力量在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积攒够了知名度。其次，为第二梯队搭桥铺路。由于激进泛民的票源比较固定，如果大家拥挤在社民连这一艘船上，将会面临人多票少的困局。社民连的这次分裂距离12年的立法会选举正好一年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这个时间段，其长度正好可以打一场选举战，而不会令选民感到厌烦。最后，与其他泛民政党呼应。泛民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但互相之间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比如社民连占据泛民的激进阵地：公民党从“五区公投”后博得泛民中间大多数的同情：民主党在政改投赞成票后，急剧向中间靠拢，迫切想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梯队层次，可以说是政党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后，逐渐找准自己适应的政治光谱，在自己的光谱中努力经营，扩大影响。因为香港各政党都知道，在比例代表制下，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完全照顾到各阶层各派别的利益，只有不断挖掘票源深度，才能够在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下，取得稳定的成绩。
　　可以说，社民连这次的分裂，应该和一个人有重要关系，他就是杨苏棣。杨苏棣（Steven Young），创造了“颜色革命”，为此他获得国务卿颁发的最高荣誉证书，并在2006年被委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处长的“美差”，更于2010年3月到中国香港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总领事，任期到2013年。杨苏棣上任整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泛民条块分割之逐渐清晰，相互分合进退之自如，集体否决政府议案之决然，表明了泛民是在一个设计好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的。
　　杨苏棣2010年三月上任，六月民主党与中央达成政改协议，其中民主党转型之剧烈为大家所诟病。有人分析中央与民主党会存在台下交易，并猛烈抨击民主党出卖民主求荣。通过分析，民主党应当不会与中央存在不见光的台底交易，毕竟与中央达成政改协议，已经对民主党产生能否坚持民主理想的怀疑，如果存在台底交易，万一曝光，对老牌政党--民主党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民主党高层还不至于为了达成政改协议，将政党置于承受如此重大风险的地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老牌民主政党，成为这次政改的积极响应者。我们从李柱铭的言行中分析，便可初见端倪。当李柱铭听闻民主党即将于中央就政改达成协议，一开始态度强烈以退党相要挟，到后来出外旅游归来后，态度180°大转弯，表示将继续留在民主党内发挥光热，这就令人怀疑其外出旅游的真实性。
　　从泛民各政党的现阶段表现来看，虽然其能够在杨苏棣的影响下，达成某种默契。但是，由于泛民各党派之间的历史宿怨等因素，短期内期望泛民步调高度一致也是不现实的。现阶段泛民的步骤是先牢牢占据属于自己的政治光谱，尽可能多的在利用比例代表制取得更多的议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王光亚与泛民能否平等对话？

2011.03.10

　　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将是其履新后的首次高调亮相，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访问成果。作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王的到访必然将十分高调，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友好亲切的会谈，最后赚足眼球并满意而归，如果能够按照以上的剧本来排练，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但是最近泛民要求与王光亚会面的公开信已经送出，王光亚的这次访港之行，能否与泛民会面将成为全港乃至全国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更有言论谈及，双方能否成功会面，已经成为检验王是否开明的一块试金石。
　　泛民现在的心情用最近非常流行的仓央嘉措的诗来形容，就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泛民作为代表香港民意的一部分，不管你对他的言行或政论有任何不满，但是你绝对不能忽视他的存在。王作为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到访香港如果不与立会议员进行会面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进行会面，个中的忌讳，却迫使王不得不认真考虑其政治后果。泛民的议员中有一些身兼多职，其中中央最忌讳的当属支联会。假如泛民在与王的会面中，提出若干超出香港本土的敏感话题，王将如何应对？如果泛民逼问普选路线图，王将如何回答？如果泛民强烈要求解释普选定义，王将怎样定义？如果黄毓民等当场爆粗口，甚至再次掷蕉，王将情何以堪？总之，如果与泛民会面，不可预料的事件太多太敏感，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王及政府的管治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到底见不见泛民？见了之后谈些什么内容？本文尝试从旁观者角度来进行演绎与解读，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另一种思路。
　　王光亚如果不见泛民议员，公开的说辞必定是泛民议员中的支联会身份。在李刚历史性会见民主党后，民主党就再也没有走进西环的大门，看起来是次的破冰会面，确实是中央为了政改而作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说中央与民主党已经释怀。在此背景下，如果王光亚以此作为理由，不与泛民进行会面，确实也符合中央政府官员的一贯行事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刚履新的主管港澳事务的高级官员，首次拜访香港社会，不与占立会1/3的泛民代表会面，于情于理却也说不通。中央收回香港后，大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主要目的就是努力使港人信任中央，相信中央一定会让香港未来更美好。但是如果王光亚拒绝与泛民进行会面，港人势必会怀疑中央政府是否可以为了香港的未来，放下政治偏见，与泛民在谈判桌前共同就香港的未来描绘蓝图。
　　如果这次不与泛民议员见面，对王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中央这次把王安排到这个位置，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王多年的外交经验，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工作多年，处理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应当不在话下。如果这次连面都不敢见，就显得有些小气了，以后再去香港是不是需要绕着泛民走呢？本身泛民就以占领道德高地为生存土壤，王如果怯阵不敢见面，等于亲手为泛民赖以生存的土壤提供养料。香港市民会愈加轻视港府，作为中央在香港的管治力量，港府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泛民会利用本次事件，充分证明中央在治港过程中是存私心的，不会为了港人的长远利益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利用本次事件大做文章，把区议会选举泛政治化，利用各种议题挑逗起港人反抗的神经，达到催谷选票的目的。
　　如果这次能够成功会面，如前文所述，其中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而且王在党内还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在与泛民交往中，受到诸多外事纪律钳制，稍有不慎，交谈内容及其容易被泛民曲解误读，造成严重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从政策延续性的角度分析，王光亚即使上任后想开创一些新气象，也要考虑与他的前任--廖晖的行事风格是否统一协调，即便不用与廖的理念非常融洽，但从执政的延续性方面考量也不能够反差太大，否则中央的管制权威将进一步消弱。廖晖的执政风格是比较低调的，在任期间，他很少就港澳事务公开发表言论，属于四平八稳型的干部。但由于其没有政治野心，遵循守旧，忽视香港深层次矛盾，导致香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民怨沸腾，族群撕裂，地产霸权，这些也都是不争的事实。
　　泛民作为议题政党，炒作任何可以利用的话题都是他们基本功。如果泛民抓住这次会面大做文章，利用全港媒体空前关注的时机，趁机炒作自己，为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则王光亚就会成为泛民手中的政治筹码，这样亏本的买卖，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事情，谁人会去做呢？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好像王光亚已经进退维谷，不论是见与不见，都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后果，我们能否为王的访问设计一条中间路线呢？既能够让履新的王光亚展示其开明的一方面，又同时了解和接触香港社会不同的声音，还能够照顾到中央的政策的连贯性，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来进行运作。
　　如果同全体泛民议员会面，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可取；如果不同泛民见面，同样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一样不可取。那么我们换另一种思路进行考量，能否与上次进行破冰会谈的“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进行会面？为什么单单提取出“民主党政改六人工作小组”，这是因为其他泛民组织，不论是公民党还是社民连，其自身都具有令中央不能容忍的种种行径。首先社民连属于香港极端左倾组织，以出位的言论和行为在立会与街头进行所谓的革命抗争，这是中央最忌讳的一种社会行为，在茉莉花开放后的埃及影响下，中央会更加严厉控制这种街头政治，更谈不上与这些政治家进行高层会谈。其次公民党，在余若薇与特首辩论后，其泛民共主的地位若隐若现。在泛民缺乏政治领袖的情况下，余若薇作为泛民的代表，与特首的辩论出尽风采，在市民中形成强大号召力，如果这次能够与王进行会面，将更加强化其强势地位，视其做大做强对中央及港府将形成强大威胁。最后，泛民中最具有分量的民主党进入我们的视线。民主党在政改中的表现，已经完全从反对派中蜕变为成熟政党，成熟政党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在关键决策时，不单以民意进行投票依据，而是从有益于政党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进行利益的取舍。
　　政改后，民主党的政治光谱已经向中间地带转移，其能够放弃“普选”的政治理想，与港府（中央）达成协议，本身亦承担着极其危险的政治后果。极有可能只此一役，便尽失其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版图，其中的辛酸恐怕只有民主党人自己才知个中滋味。中央在政改关键阶段，派出中联办的李刚与民主党进行破冰会面，说明中央在政改的关键时刻，也不完全是刻板教条、死硬僵化而不会变通。既然李刚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那么这次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面，不论对于中央、港府、还是民主党，都会是三赢的结局。
　　民主党在政改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政党定位的问题，在其他泛民政党的左右夹攻之下，民主党在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地位略显尴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主张对话与协商的民主党在以后的选举中步步败退，会对倾向中间派的泛民产生消极影响，认为与中央谈判后，面临着被泛民主流抛弃的危险，还不如守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中央下次需要分化泛民时，可能就不会有第二个民主党了。所以，中央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应当稳住民主党这块阵地，利用民主党的偏中间政党身份，其中双方可做的文章异常丰富。民主党和李刚会面后，如果能够与一位重量级中央官员继续进行高规格会面，将严重打击激进泛民的扩张势头，令港人认为中央不是不与泛民进行接触，而是需要与成熟后的泛民政党才能平等对话。
　　如上所述，王光亚的港澳之行，如果能够与民主党进行会晤，将大大有利于缓解香港深层次矛盾，把泛民的街头抗争引导到温和的路线上来，对唤醒港人中沉默的大多数温和派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这些设想都是建立在双方能够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不过从公开的资料来分析，想要达到这样的信任基础，双方需要做的功课还是很多的。

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如何相互信任？

2011.02.20

　　王光亚的一句“井水不犯河水”，令香港社会舆论大哗。本次事件是王光亚上任后，首次对香港政论发表评论。但不论官媒还是泛民，对王光亚此番言论的评价都颇为负面。本次事件对香港政治发展影响深远，直接造成建制与中央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次的摩擦，不是发生在中央与泛民这对老冤家，而是发生在一直视为自己人的建制派中的港区人大代表。这些红色代理人，一直是中央多年花大力气统战的对象，是中央的政策在香港的具体执行人。多年的亲密合作为何最近出现裂痕？建制派与中央的关系是否如外界描述般美好？中央的治港政策是否因廖退王上而发生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央的治港政策，总体就是摇摆于中央政权是否在香港本土化的过程。稍具政治敏感性的人，都能够从王的讲话中嗅出中央与建制之间的不和谐。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一直与建制之间无法充分信任合作。从香港回归时，中央迫于谈判，抛出“港人治港”的政治主张，赢得全世界一片喝彩之声。这种主张虽然赢得满堂彩，但从管制香港的角度来讲，却为将来的执政埋下深深的伏笔。中央既然不能直接干预香港行政，必然需要寻找代理人来进行间接操控。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香港不是10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首先不提英国政府苦心经营100年，单单现在华人世界的“超级港商”，对中央政权在香港的管制权威的威胁就非常巨大。“超级港商”不单操控香港的经济命脉，其通过人事安排、立会选举、收买舆论等等手段，进而达到完全掌控香港之目的。我们知道，权力的争夺，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中央与建制的合作，本身就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合作初期，中央为了政权能够顺林过渡，应当对建制的利益做出背书，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在管制香港初期不得已而为之。
　　中央与建制妥协出董作为共同的代理人，对中央来说也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是有“港人治港”这个大魔咒套在头顶，中央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派自己的干部来管制香港的。后来从人大的主动释法，再到中联办与民主党直接对话，在不远的将来，相信如果港土势力没有强势的领导人来执政，香港泛中国化的进程将逐渐加快。合作初期，中央与建制还是度过了一段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随着董代表的本土势力逐渐顶替英国政府留下的权力真空，加上董本人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家素质，逐渐与中央的治港理念发生偏差。中央对董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3年的大游行是分水岭，董所代表的本土势力在其后的两年中受到中央与民意的双重打压，步步后退，于05年脚痛下台。
　　董的下台，官方说法是因为健康原因，但我们都知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见不合。03年底，董在准备04年施政报告时，原计划大篇幅提出07特首选举和08立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以之列入04年施政议程中。大家都可以预计，这项检讨在香港全面展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双普选」。所以，中央紧急叫停了董的这项计划，迫使董脚痛下台。董作为港土势力的代表，在执政理念中必然会向有利于扩大香港本土势力的方向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一是逐渐妥协，彻底本土化，融入香港“超级港商”的圈子，坐视“超级港商”不顾民生疯狂聚敛财富。不过中央对香港的期望远不止这些，从温家宝“深层次矛盾”中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香港的未来还是很期待的。二是及时更换代理人。从中央此后一系列的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03年的游行，是否真如大家所看到的仅仅是为了反对“23”条？背后有没有中央为了迫使董下台，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从现在的档案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真正的答案应当埋藏在董老的心中吧！
　　中央吸取董失败的教训后，摒弃了当时呼声很高的唐英年和梁振英，选择了公务员系统的曾荫权，将必然弱化港土势力在政府中的影响。曾荫权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在喊出了“我要做好这份工”的同时向中央表示宣誓效忠，并表明自己并非政治家，只是一个打工仔。这才是中央与建制最喜欢的代理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只要能够胜任工作，积极配合，不出差错，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圆满的完成就是成功。可以说香港在曾荫权时期已经进入泛中国化的轨道，不论是香港特有的经济体制还是政治制度在中央权威体制冲撞下已经逐渐瓦解。连港人引以为傲的公务员系统，也在权力的重压下逐步向权贵低头谄媚。
　　当王光亚说出了“井水不犯河水”论之后，则标志着中央在香港本土化的全面溃败。预示着未来可能中央会更加深入对香港进行直接管制，比如在关键问题上抛开建制与港府，直接与泛民展开对话。既然中央的利益与建制的利益不能完全统一，在回归14年后，中央与建制的关系也即将作出一些调整。随着港澳办的易帅，这种特征将更加明显：王的战场一直在国际外交领域，这种职业的特点有些类似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需要王依靠个人的能力与经验来谈判、协商与沟通。可以说中央派王执掌港澳办，并不是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建制派愈早接受这个结果，愈能够在未来的政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PS：如果本次事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则会得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结论。我们暂且认为王光亚刚刚上任港澳办主任这个职位，对这个职位的了解还处于摸索阶段，还不是很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媒体问及赵连海案，被迫运用外交惯性思维回答问题，导致社会反弹。如是以上分析，则说明问题并不是十分严重，对裂痕的修复也相对简单，只需说明或解释清楚此番言论并不是针对具体人或事，加以进一步释放友好信号即可弥补裂痕。
　　王作为职业外交官，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在国与国的关系，讲究的是不卑不亢，谋定而后动。在管制香港上，如果还是照搬外交工作思维方式，必定引起港人反弹。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也需要运用其丰富的外交经验，但其管制本质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王不能充分理解这一层意义，必将陷入外交、内政混淆不行的困局。王今后还将经常遇到这样的局面，香港的媒体不似国内媒体般“讲政治”，王将遭遇其他国内官员不曾面对的各种新挑战。
　　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王的幕僚是不称职的。幕僚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提前预判意外的话题与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应急预案。赵连海事件在当时属于热点社会话题，虽然在国内受到压制没有成为舆论中心。但是在香港，由于泛民持续炒热，该案成为社会话题并一步发酵，导致建制迫于舆论压力，也必然跟进。建制一直自持与中央关系密切，在赵案中如能与中央形成良心互动，必然提升建制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可能。赵案本不属于非常意外的话题，在预判时应当作为主要的议题进行圆桌讨论，综合各种意见，提出恰当的应对方法，尽量避免出现临时性、意外性、随意性的情况发生。